以殖民帝国的间谍故居促观光　“两圣地忠仆”沙特的莫大讽刺

1962年的电影《沙漠枭雄》（Lawrence of Arabia，又译阿拉伯的劳伦斯）是近代西方电影史上的东方主义经典，但没想到今日仍有阿拉伯国家乐于拥抱这段殖民帝国的孑遗。

2020年9月，沙特旅游部宣布要重修劳伦斯曾于延布港（Yanbu）短暂居留过的房屋，以刺激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的疲弱观光经济。延布市市长马哈图特（Ahmed Al Mahtout）还说道：“该住宅衍伸出的价值在于历史，以及有大量外国观光客想踏足英国情报员的故居”。

这段话恐怕不会被其他阿拉伯国家心平气和地接受。因为劳伦斯的形迹，恰恰反映出英国如何煽动与分化阿拉伯人、犹太人以及鄂图曼土耳其人的不堪暗影，更是泛阿拉伯主义（Pan-Arabism）破灭、阿以冲突爆发的痛苦历史。

虽然劳伦斯穿著阿拉伯式服装、口操阿拉伯语，以“阿拉伯人的朋友”自居，但其所做的一切仍是为大英帝国服务，英国派其去协助麦加谢里夫侯赛因（Hussein bin Ali Al-Hashimi，1854─1931年）之子费萨尔（Faisal I bin Hussein bin Ali al-Hashemi，1883─1933年）发动“阿拉伯大起义”，不过只是要从中东战场肢解鄂图曼帝国，英国可从未打算兑现曾向侯赛因许诺的“英国愿意承认和支持区域内各处的阿拉伯人在麦加酋长所要求的界限范围内独立自主”。

因为一个庞大统一的阿拉伯王国，绝对不利于英国在印度与波斯湾的殖民统治。

即便劳伦斯自认有替阿拉伯人伸张权益的强烈情感，也没法左右英、法等国交易中东领土的决策，何况劳伦斯很清楚母国的目的正是对阿拉伯人分而治之。

1916年1月，劳伦斯向英国递交的备忘录便有力地证明他是如何背刺阿拉伯的伙伴。劳伦斯明明白白地写道“起义对我们有益，因为它符合我们的直接目标，即伊斯兰‘集团’的崩溃、鄂图曼帝国的战败与瓦解，而且谢里夫侯赛因即将建立的那些用以继承土耳其人的国家，对我们自己没有任何伤害……阿拉伯人甚至比土耳其人还不稳定，如果操作得当，他们将会保持某种政治马赛克状态，即一群彼此充满猜忌、无力整合的小公国”。

此外，劳伦斯明知《贝尔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有悖侯赛因建立大一统阿拉伯王国的理想，但仍敦促费萨尔与犹太复国主义领袖魏茨曼（Chaim Azriel Weizmann，1874─1952年）签署协议承认该宣言，希望拉拢根本动机不同的两派人马共同对付鄂图曼土耳其。

1918年，劳伦斯还向犹太报刊强调“我不是犹太人，但我果断地支持锡安主义；事实上，我把犹太人看作西方影响的天然输入者，这种影响对近东的国家非常有必要”。要知道，彼时犹太裔移民正在英国允许下，日渐占据巴勒斯坦的土地，对彼时的阿拉伯人而言，劳伦斯这番表态，怎么可能配得上是“友军”？

劳伦斯或许也理解自身言行的矛盾，因此在氏著《智慧七柱》（Seven Pillars of Wisdom）极力辩解，指责自己和阿拉伯盟友们都被隐瞒，自叹“他们把我看作英国政府的代理人，要求我担保英国政府做出书面保证。所以我不得不加入这个阴谋（指英法的瓜分政策）”。

可是劳伦斯的怨言看似无辜，仍掩不住渠在英国殖民中东历程里的从犯角色，譬如他同样在该书中的埋怨，“这是一种外国舞台，我成日成夜地穿著奇装异服、说著奇怪的语言，在这里表演。代价是，如果角色演得不好，就要为失败负责”。

不过“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劳伦斯与英国的行动虽造成阿拉伯政治版图的破碎，但沙特阿拉伯显然缺乏敌视帝国主义的民族情绪。因为沙特的建国自始便与殖民者捆绑在一起，对志在复兴祖宗伟业的首任国王伊本・沙特（Ibn Saud，1875─1953年）来说，开疆拓土的最大敌人乃鄂图曼帝国、具有穆罕默德圣裔身分的麦加谢里夫侯赛因、以及拥有内志埃米尔头衔的拉希德王朝（Rashidi Emirate），故他辗转于各方势力以求击破前述对手，而强大的英国自然映入其“远交近攻”的结盟名单里。

1902年，伊本・沙特鼓动其父拉赫曼（Abdul Rahman bin Faisal Al Saud，1845─1928年）向英国驻波斯湾代表低声下气地致信求援道“除了你们，我对任何人都不抱有希望。我请求你们仁慈的政府将我视为一个被保护人”，主动要求成为英国的附庸。

虽然彼时阿拉伯半岛内陆缺乏英国垂涎的资源、以及英国暂时不愿开罪鄂图曼，使得伊本・沙特的呼吁宛如石沉大海。但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英国除了派出劳伦斯怂恿侯赛因起义之外，也另外押了赌注在沙特家族身上，故双方于1915年签署条约，英国承认沙特王室在内志的扩张，同时又限制其往东部拓土以免威胁了自身在海湾各邦（今日的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林、卡塔尔等海湾国家）的利益，而沙特则以配合的态度换取英国的财政与军火援助。而当侯赛因拒绝英法分割阿拉伯领土并向国际联盟抗议后，伊本・沙特又巧妙地向英国保证道“他没有像侯赛因那种要做整个穆斯林和阿拉伯世界领袖的野心”。加上沙特王室信奉的瓦哈比教派（Wahhabism）与其他阿拉伯教派乃至泛阿拉伯主义格格不入，故英国决定转而扶持沙特以削弱侯赛因家族。

1924年，在英国的支持、以及警吿统治外约旦的侯赛因次子阿卜杜拉（Abdullah I bin Al-Hussein，1882─1951年）与伊拉克国王费萨尔不准出兵援救后，局促在汉志的侯赛因遭伊本・沙特动员大军攻击，迫使前者不得不流亡，伊本・沙特遂踌躇满志地于1926年自居为“汉志国王”（Hejaz），最后于1933年改组为沙特阿拉伯。而正因引进英国势力以及极端教义派的作风，使得沙特一直受到周边阿拉伯国家的疑惧，这又反过来令沙特加紧依附英美，直至今天依然如此。

沙特王室利用帝国主义、进而打击同胞建国宏愿的开国过往，呈现了殖民列强对第三世界的渗透，如何撕裂了阿拉伯民族的历史记忆与团结纽带。最重要的是，被英雄化、浪漫化与艺术化的劳伦斯，象征的是帝国主义与东方主义的傲慢遗产，也淡化了英法操弄中东的罪责，又暗喻阿拉伯人若无西方英雄的提携将无从拯救自己。结果沙特竟主动迎合西方的建构，将强权的贪婪罪行转化为牟利工具，忽略这本应是针砭殖民者与破除西方话语权的最好证据。

试想：倘如中国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定为甲级战犯的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等人的在华形迹当观光卖点，能被受过日本侵害的中国及东亚社会接受吗？因此沙特的行径，不异是在政治与意识型态上甘做西方附庸，这对自居为“两圣地忠仆”的沙特国王来说实在是种莫大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