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钩沉】蒋宋孔陈皆上榜　国共内战后期“战犯名单”如何产生

1949年的国共内战最后结局，决定了如今两岸关系的格局与走向，而当时中共前后两次发布的《内战战争罪犯名单》，更涉及当时中国党、政、军、知识分子，象征社会各阶层都难以躲开政权的更迭。

央视中文国际频道，自4月6日起播出《国家记忆》系列─《1959特赦》，在总共5集的影片中，借由介绍“战犯”们被俘、顽抗、改造、释放到新生等过程，叙述其来历与思想改造过程。虽然很多人知道中共建政初期有许多原国府党政要员作为“战犯”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坐牢，但这个“战犯名单”又是怎么产生的呢？

惩治战犯施压国府

国共内战中期，中共中央于1947年7月在河北省建屏县（今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西柏坡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并于9月会议结束时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昭示着中共确立了土地改革的纲领。此后中共在解放区明确了地主、富农和中农的划分标准，并保护已分配土地的私有产权，同时要求纠正关于土改的左倾宣传、保障中农利益，使得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民心终倒向中共。有了民意基础，中共通过深入到地方的基层组织收取农业税，获得的财政支持竟较国民政府还多。据统计，1949年解放区收获的粮食就高达304亿市斤（约合11亿美元），但国民党政府收入仅9,000万美元，且1948年前8个月的纸币发行量已经是1937年全年的47万倍，国统区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与物价飞涨，两者高下立判。

随着解放军在辽沈战役取得胜利，中共得以控制土地面积辽阔、自然资源丰富的东北地区，解放军在数量上逐渐取得对国军的优势，两党兵力对比发生逆转。而后解放军又于淮海战役、平津战役重创国军，国共内战胜负即将底定之时，为加速蒋介石政府的崩溃、继续对其施加压力，以及争取舆论支持，解放军总部先是于1948年11月1日发布《惩处战争罪犯命令》，具体规定了以战犯论处的各项罪行及其惩处办法，《命令》称：“凡国民党军官及国民党党部、政府各级官吏命令其部属进行下列各种罪恶行为中的任一种活动，则皆以战犯论罪”：

　一、屠杀人民，抢掠人民财物或拆毁焚烧人民房屋者； 　　二、施放毒气者； 　　三、杀害俘虏者； 　　四、破坏武器弹药者 ； 　　五、破坏通讯器材，烧毁一切文电案卷者； 　　六、毁坏粮食、被服仓库及其它军用器材者； 　　七、毁坏市政水电设备、工厂建筑及各种机器者； 　　八、毁坏海陆军交通工具及其设备者； 　　九、毁坏银行金库者； 　　十、毁坏文化古迹者； 　　十一、毁坏一切公共资财及建筑者； 　　十二、空袭轰炸已解放之人民城市者。

蒋、宋、孔、陈列战犯名单

随后，中共新华社于1948年12月25日发表《内战战争罪犯名单》，并刊登于12月27日的《人民日报》上，将蒋介石、李宗仁、陈诚、白崇禧、何应钦、顾祝同、陈果夫、陈立夫、孔祥熙、宋子文、宋美龄、卫立煌、胡宗南、傅作义、阎锡山、杜聿明、汤恩伯、孙立人等43人列为“头等战犯”，并特别点名在淮海战役中被俘的国军第十二兵团司令官黄维，“在作战中施放毒气，即已充分地构成了战犯资格”。对此，蒋介石于1949年元旦发表《告全国军民同胞书》，称愿意与中共和谈，并提出五个谈判条件：“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平”。

不过形势比人强，国军节节败退，南京方面早无太多谈判筹码，毛泽东便于1月4日发表《评战犯求和》调侃蒋的求和意图。等到淮海战役结束、平津战役快告一段落，正值蒋介石下野、李宗仁就任代总统时，中共顺势于1949年1月27日在《人民日报》转发新华社电文，加码公布了重要战犯（包括蒋经国）与重要战争鼓动者名单（学者胡适、天主教南京总教区总主教于斌、国民党南京市党部执行委员叶青），共增加了37人，并将“八项和平条件”中第一条“惩办战争罪犯”作为谈判重点，持续加强对南京的中华民国政府施压。然而，南京政府既无能力惩处上述党政要员、知识分子或宗教界人士，又无实力抵挡即将渡长江南下的解放军，李宗仁派往北平的代表团，虽与中共代表商定《国内和平协议》，却迟迟得不到南京政府的批准，自然就给了中共继续向南进军的绝佳理由。

从中共提出“战犯名单”的诞生经过就可以得知，政治谈判从来都是需要以实力作为筹码、后盾，否则当强势的一方发动舆论战施压时，弱势方即使诉诸“民族精神、人类正义与世界公理”，却也完全无招架之力，最终只能落入任人摆布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