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革命”抑或“护党救国”？　国民党“清党”后如何涣散至今

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形势一片大好之际，蒋介石突然发动“四一二事件”进行“清党”，这是中国国民党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史极为重要的转折点。中共斥之为“反革命政变”正说明了该举措的非法与背离革命初衷，而蒋介石与国民党右派目之为“护党救国”也显露了内部意识形态分裂的危机。

但无论叙事角度为何，都无法改变国民党自此之后组织与思想涣散的事实，其影响迄今都无法消除，可说是国民党的百年硬伤。

“四一二事件”常被国共双方解释为纯粹的反共行动，但这其实又牵涉蒋介石和国民党右派伺机铲除异己与夺权的私心。当时手握重兵的蒋介石担忧，立场左倾的汪精卫将与国民党左派、共产党联合架空自己，故身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蒋介石，有意削弱中央政治会议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权能，将“党指挥枪”掉转为“枪指挥党”，致使国民党与共产党对蒋的疑虑不停增长。结果当1926年国民政府自广州迁往武汉后，双方的冲突也随着北伐的炽烈更形白热化。

1927年1月，蒋介石于南昌召集中央政治会议，打算同武汉政府相抗衡，并于2月19日南昌特别党部成立大会上，杀气腾腾地宣称：“我只知道我是革命的，倘使有人要妨碍我革命，反对我的革命，那我就要革他的命……中正自信永远不会变成一个军阀，更不会改成一个新军阀”。但武汉政府显然不作如是想，其于1927年3月召开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决议统一党的领导机关，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控制党政军大权，并取消军事委员会主席一职，改以主席团代替，并削夺蒋介石的多项职务，意图重申党权。

但掌握枪杆子的蒋介石岂甘心屈服，于是一面加速向江浙进兵以取得当地财阀支持，一面借助帮派夺取地方党组织。最后，蒋介石断然发动“四一二事件”，大举镇压上海工人纠察队与捕杀共党党员，同时捣毁与控制各地国民党党部，并于4月18日宣告迁都南京，正式与武汉政府决裂，是为“宁汉分裂”。接着蒋介石再利用南京的“正统”国民政府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与监察委员会，再编造一连串会议纪录以强化“合法性”之后，正式下令各地组织“清党委员会”除去共党，就此引发一场腥风血雨的大屠杀。

尽管部份国民党党部，还惺惺作态地声称清除共党时“绝不图报私怨瞻徇情面畏惧势力”，但滥捕滥杀仍时有所闻，《大公报》都痛批“今宁政府标榜反共产党，独司法观念则学共产党，其处置共党也，犹之共党主张之赤色恐怖……在宁政府之治下，仍日见不宣布罪状之杀人。彼特务处之性质，果何异于军政执法处？又何异于两湖之共产党？……何以主张全民革命之国民党，而杀戮异己如是？”将国民党譬喻成北洋政府与苏俄共产党的翻版。这对向来主张反帝国主义、国民革命军为人民之军队的国民党来说，绝对是最沉重的批判。

坚决武力清共的吴稚晖（1865─1953年）曾表明“治理中国止有国民党，没有联了共产党来共治的可能”，但真相是只有拥护蒋介石的国民党派系才有治理中国的资格。因此无论是共产党、国民党左派、或同情工农群众的人士，几乎都不分青红皂白地被残杀或构陷。再说连蒋介石也亲口承认“究竟那个是真正的党员，那个是跨党的党员，究竟那个是忠实的中央执行委员，那个是跨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不說各位同志不明白，要怀疑，就是我做主席的，也弄不明白”，因此冤杀滥杀自然无可避免。

“清党”虽然将共产党清出国民党，但对国民党本身的打击也十分剧烈，首当其冲的即是党纪与党组织的毁灭。蒋介石恃军夺权、另立党中央与政府，完全摧毁孙中山以党领政的政治原则，也造成国民党党组织始终得依赖蒋的军事权威才能施行统治，没法健全地发展。地方党部更是在大屠杀之后几乎被摧残殆尽，土豪劣绅则趁机混入，致使难以获得底层人民的认同。到1933年底，国民党在全国仅有未满17％的县设置县党部，可见与地方关系的疏离，而这种统治力度的局限也成为国民党失去民心的致命伤。

根据统计，国民党曾号称拥有百万党员，但在“清党”后，至1929年10月仅剩65万。作为国民政府统治核心的江苏，1928年江苏省党部报告道“党员对党灰心，不来登记者占十之三四；存观望登记者十之四五”；连国民党经营多年的广州市，也仅有不到10％的党员报到登记，显见对国民党的失望与恐惧。《中央日报》社论也承认“清党达到我们目的了，但苏皖闽浙各地，土豪劣绅也乘时蠢起，捏词诬告本党青年忠实同志为C.P.，从事工农运动者为共党……忠实同志致遭残杀的到处皆是，信仰不坚被金钱软化堕落的更多”。

而为了弥补流失的党员，蒋介石大力敦促军人与公务员入党，甚至把根本不懂三民主义的张学良（1901─2001年）、阎锡山（1883─1960年）、冯玉祥（1882─1948年）等地方军阀也拉拢进国民党核心，以求安抚各方势力。这对曾高倡铲除军阀的国民党来说，实在不能不说是种反讽。且这种仅靠吸收军事与政治菁英成长的党组织，注定无法理解工农阶级的要求、也得不到渠等的支持。

最重要的是，1927年汪精卫首先倡议要连带思想“清党”、“将共产党的理论，夹杂在国民党的理论中的，一一剔了出来”之后，国民党便开始以“一反其义”的方式改变宣传。但是国民党的救国理论与共产党有诸多通合之处，何况国民党的架构与思想受苏共颇深，根本无从区分或清除，这导致国民党员无所适从与引发更多争论，甚至连“打倒帝国主义”一词都被视为有推翻资本制度之嫌的红色口号。时任中共最高领导人的瞿秋白（1899─1935年）遂讥讽：“你们要清党清理论，不如老老实实，将共产党所教给你们这班不肖学生的东西，公开的都清出来”，凸显国民党在理论建设一片苍白的弱点。

知法犯法、破坏党纪、地方统治无力、疏离工农阶级、又缺乏强力的中心论述，这都是蒋介石“清党”后的副作用，也使国民党日后在内战中惨败。这些负面遗产还遗存至今，令国民党依旧提不出有力的思想吸引人民，亦无法有效控制地方党组织，甚至还要自打嘴巴地跟风台独立场，致使其在幅员甚小的台澎岛屿上也势蹙难存，而唯一不变的核心思想反倒是反共。尽管台独人士咬定国民党之所以失败，乃因不合趋独的台湾民意，但实际上早在1927年蒋介石决意夺权清共开始，国民党就注定走向自己的反面、迎向自己的毁灭，其末路绝非始于今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