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槟城走到台北　柯汶利的导演路：我知道自己要什么

做人有没有梦想，最终还是会变成一条咸鱼。当你二十多岁，有稳定收入，有车，又可以买楼，过着看似一帆风顺的生活时，为了“想做的事”，你会愿意放下一切，离乡别井，从头适应另一种人生吗？
这个年头，梦想二字讲得太多会被嫌弃。不说不谈也可，最重要还是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来自马来西亚的导演柯汶利没有时常将梦想挂在嘴边，但他说：“我知道自己要什么。”于是他从马来西亚走到台湾，从金融才俊变为电影系学生，从金钟奖冲向奥斯卡，一直踏实地向前行。
摄：陈嘉元　协力：采风

爱面子性格　后悔也不能回头

很多人会说自己自小梦想成为什么什么，柯汶利在以往的访问提过对戏剧的兴趣源于哥哥在学校戏剧社演出《西游记》，今天请他再想，他沉思了好一会说：“应该是高中的时候加入了戏剧社，成日度剧本、指导演员，好热血！从那时开始便很喜欢做这件事。”他说话时夹杂广东话和国语，沉稳却又有活力。

一早便认定自己喜欢戏剧，初中毕业后，柯汶利没有继续升学，打过不同的工，觉得从事广告业可以构思创意点，又跟影像相关，便决心储钱出国念广告系。为了储钱，他在汇丰银行工作两年，累积了新台币300万元存款，来到台湾世新大学双主修口传与公广系。听起来理所当然的一条路，其实有过争扎，也充满犠牲，像赌博一样。

从前一个人住套房，家里有佣人，平日又以车代步，可是来到台湾，变了四个人同住一间房，要自己洗衣服，整天走路。生活模式改变以外，柯汶利亦甚为冒险，拍摄《自由人》预算105万新台币，他取得45万资助，意味自己要垫资60多万，于是卖了车子，更向亲戚朋友借贷，打算破釜沈舟。他形容情况就像把大树连根拔起后，又重新撒种子一样。一开始他觉得后悔，但笑说：“我是比较爱面子的人，那天从槟城离开，很多人来送行，带着花、卡片、礼物，什么一路顺风啊、梦想成真啊，看着这些东西就知道，我已经没有辨法回头了。”

柯汶利现在语气轻松，却仍能从他说话时的眼神想像到那时侯的决心。结果他说自己“刚好真的有做到”，更凭着短片《自由人》于2014年台湾金钟奖获得最佳迷你剧、编剧、导演与音效四项大奖，又以这部短片获得第55届波兰克拉考国际影展银龙奖剧情片最佳导演奖、第1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最佳剧作奖、美国尤金国际电影节最佳外语短片等殊荣，而且冲入第88届奥斯卡，入围最佳实景短片奖前十名。一切得来不易，柯汶利回头看，坚定地说：“我知道自己要什么。而且只有当你犠牲愈多，手才会变空，才可以抓得到更多东西。”
 

台湾机会较人多　但电影产业路还长

来自马来西亚的柯汶利从小喜欢香港电影，到现在问他最欣赏的导演是谁，他还是会说：杜琪峰。深明马来西亚是相对保守的回教国，柯汶利老早便有出国的念头。最初他想去美国及英国，但因为成本问题，最后选择了香港、北京和台湾。然而他最后没有成为香港导演，为什么？因为天意。那时他一次申请三个地方，心想：“我不管了，哪封信先来，我就去！”最后台湾跑出，他也庆幸自己来到这里。　

“台湾人的想法比较乐观，比较没有那么现实，比较愿意做梦一些，别人也比较愿意相信你的梦。”柯汶利如是说。台湾政府对电影的资助一向不俗，作为异乡人，他自觉机会反而更多。“台湾对外国人其实蛮好的，他们包容性比较强，比较容易相信人，无意间机会也变多了。而且比起其他国家，台湾电影的平台跟管道比较多，至少有公开的提案，外行人要进这行业也相对容易。”

入行不是难题，但台湾电影产业的发展倒是令柯汶利有困惑的时候。看过《自由人》就会知道，柯汶利的电影风格靠近类型电影，但他坦言整个台湾的环境还没那么健全，做类型片要大量有经验的人，知道每场戏的节奏和设计。可是台湾向来不是以类型片或商业电影见称，于是相对技术层面的人，例如灯光和美术等职位，可能就要找国外团队帮忙。

在成功的路上必须低头

跑进过奥斯卡，有了头衔，路走起来的确轻松一点，但柯汶利回头看也有过不少委屈。当初经验不足，只是一个北艺大的学生，柯汶利直说：“谁鸟你呀？”

面对资深的工作人员，战战兢兢地问：“可以帮我拍个特写……吗？”因为不能只是要求，每个行动都要说为什么。于是柯汶利悟出一个道理：“推回基本，你要比所有人都了解剧本和角色，才有办法说服他们，目前在这个位置要犠牲一下时间，让别人相信你可以一起合作，毕竟在成功的路上，你必须低头。”

懂得低头，也是要技巧，柯汶利发现自己身为马来西亚人也许有这么一种特色：“比较圆融。因为我们有不同的宗教、种族和语言，华人要做生意，落地生根，很多事情都必须要圆融。看我父亲也一样，凡事不会很横的。”他回想在侨大念书的时候，有纷争时，挡中间的永远都是马来西亚人。柯汶利说：“在这样的脉络下，我也有一点点遗传到父亲，当导演时很多东西必须协调，要做很多调整、变通，可能这也是强项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