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回忆｜作家被乱棍殴打的年代 萧军活下来的力量来自......
1945年秋，萧军全家随鲁迅艺术学院迁到张家口，他和芬的第五个孩子出生，取名萧小红，以记念萧红。但这个女儿和萧红一样多灾多病，太幼小就经历了太多的旅途劳顿，终于在1947年9月因高烧死在了哈尔滨的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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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清明，他独自去给小红扫墓，拍下了一张照片。芬是内疚的，但是她一辈子都没有学会烧饭和做家务。到了东北之后，因为孩子多，萧军的写作常常停滞不前。1949年9月，他记录了夜间和芬的谈话，他对芬说——
在萧红面前，我会如一个孩子，不必要有任何矜持和隐藏，喜怒哀乐可以自由，她会懂得我的；在你面前，我却勉力要做个心智平衡的‘好’丈夫，因为你们对我认识和理解不同。
不过在这一年所开始的一系列的政治的动荡之中，芬都经受住了考验，没有背叛萧军。
他们的老朋友已经全都被送去劳改
萧红是无可取代的。朋友们继续提起她，读者们有时会找到萧军，就是为了听萧红的故事。萧军回到东北之后，去看望了萧红的国文老师，会在书摊上买到当年出的《跋涉》和萧红的《在牛车上》，会编辑萧红的文集。1956年萧红墓从香港迁移到广州，他也记录在案。不过他的日记却在1958年之后没有了，当时他们的老朋友已经全都被送去劳改了。
我是离不开她的！
到1978年夏天，当年被红卫兵抄走的萧红的信归还了，萧军开始抄录、注释萧红的信。时隔四十年，再次重新看萧红从北京给他写的信，他在日记中反而惋惜她“意志薄弱”。他在书信注释中偶然的苛责之词，但是其中的酸楚只有他自己知道。
重现文坛的萧军，应邀出席了很多次演讲，也接受了不少访问。八十年代的大学生们对三十年代充满兴趣，也仍旧关心著萧红，几乎每场必问两人的关系。古稀之年的萧军，经过了五十年，变得豁达而幽默，1982年他在一大学演讲时，对台下的年轻人说：
萧红嘛，那我是离不开她的。虽然离婚了四十来年了，也还是离不开！冤魂不散、缠住不放。（众人大笑）……她在香港临死的时候，说萧军如果知道我在香港，一定会把我接出去，当时我在延安，能有什么办法呢？毫无办法。但是我说有她这句话，我就够了！
年轻的时候，我们常常看不到、也想不到人生的下半场，但是下半场却是一个人完成自己的重要部分。萧军的长孙萧大忠说，自他有记忆起，他从来不记得在家里不可以提萧红。这一点，端木蕻良的女儿和骆宾基的女儿，也都有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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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团队藉著拍摄《跋涉者萧红》的契机，有幸认识了萧红，又得到萧红传记作者、研究者们的鼎力配合，也在疫情期间完成了《萧军六记》，对两萧的认识，已经超越了爱恨与恩怨。萧红以那么强烈了声音，写出了女性的不幸，她的文字我们至今仍有共鸣。而萧军，也用了五十年的生命，记念萧红，鼓励了八十年代为萧红作传的作家写萧红、理解萧红。我想，或许“情债”不应还清，还清了，“情缘”也就尽了。
（魏煜格“六年情债，半世情缘”系列文章六，全文完。本文不代表艺文格物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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