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追求民主自由价值　余英时如何成为享誉华洋学林文化史泰斗？

一九八七年余英时教授告别耶鲁，应聘到普林斯顿大学。翻开高行健为他老师编写的著作目录看，这一年余先生三本影响深远的重头著作也同时问世：（一）《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二）《士与中国文化》；（三）《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

文：刘绍铭　｜　原题——余英时：以身弘毅　｜　来自《刘绍铭散文自选集》（天地图书出版）

其实英时校长一九八七年前出版的中文专著，已有十六本之多。我锁定一九八七年为介入点，因为普大给予先生的名份是地位崇高的University Professor。先生的英文著作不多，一九八七年前出版的专书只有三本，其中一本是博士论文。这也是说，普大考虑给先生聘书时对他所作的“学术评估”，中文著作应占相当的比重份量。

英时校长以中文著书立说，以身弘毅，舍美国“汉学”英语论述的主流茕然而立，无疑给同行后进树立了一个为学做人应“适才量性”的楷模。他接二连三的就方以智和陈寅恪二人的生平着墨，只为抒发一己幽思。这些文章，不是在publish or perish的压力下写得出来的。

【余英时著作】

广义的说，普林斯顿大学以University Professor的名义礼聘余教授，一方面固然是对他个人在中国历史研究卓越成就的肯定。更为重要的是：余先生的appointment足以证明用中文书写的学术著作在美国“汉学”的行家中一样受到尊重。

凭常识看，促成余先生“过档”普林斯顿的“幕后推手”中，必有一位身份特殊的“伯乐”。他当然得是一位“大老”级的中国史专家，对余先生的生平和著作了如指掌。那还不够，这位“伯乐”还得有足够的眼光看到余先生的著作对中国文化深远影响的前景。余先生的著作，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多在台湾出版。八十年代尾开始，大陆版本开始出现，一时风起云涌，各家出版社争相向他要稿。原著供不应求，译文亦转眼变了“奇货”。上海古籍和台北的联经联手编译了《余英时英文论著汉译集》，有助读者认识余教授研究范围的“外一章”。余先生一九六七年在加州大学出版的专著《汉代贸易与扩张：汉胡经济关联式结构研究》，汉译版本就收在《余英时英文论著汉译集》。

八十年代中国掀“余英时现象”

如果余先生思想性的著作如《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和《文史传统和文化重建》全用英文出版，相信大陆不会出现“余英时现象”。中国情怀有赖文字寄托，通过翻译，难免失其本性。余先生著作初在中国大陆登场时引起的哄动，王泛森在〈普林斯顿时期所见的余英时老师〉有侧面的描述。他说葛兆光告诉过他，余先生的《士与中国文化》一九八六年在上海出版后引起很大的震动。当时葛教授一位“半通不通”的朋友，连封面也没看清楚，就兴高采烈的跟他说“最近刚读了一本精彩的《土与中国文化》”。

如果从文化流散的社会角度看，这个“笑话”其实是一种启示：余先生在神州大陆的读者阶层，早已跨越学者专家的“族群”。他的“粉丝”中，说不定“士”“土”不分的确大有其人。这些“半吊子”粉丝读余先生的著作，能力容或有所不逮，不过即使他们所识只是一知半解，也不会错过余先生“吾道一以贯之”的思想，那就是对民主、自由这些普世价值观锲而不舍的追求。

英时先生名满天下，历年所获学术荣誉包括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哲学学会（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院士等。二零零六年他更获得美国国会图书馆“克鲁积人文学科终身成就奖”（the John W. Kluge Prize for Lifetime Achievement in the humanistic and social sciences）。这个荣誉的金额“与诺贝尔奖等量齐观”（the award is at the financial level of the Nobel awards），本身已具吸引力，但身为学界中人，得奖人最值得引以为傲的是候选人的提名是经过国会图书馆内一个特别的Scholars’ Council会员甄选的。可想而知，会员中一定有独具只眼的“伯乐”，能够在他学术著作中看到一位“弘毅之士”的身影。

见面时打招呼或写信时落款，我总叫余英时“英时校长”，而不随俗称呼他余教授或余先生。有一次他笑问缘由，我也笑说生平喜欢给朋友取诨号，容易记挂也。再说，他在李卓敏主政时代当过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我也在李校长时代在崇基学院教过书，称余教授为英时校长，谅也不越分。

认识余校长多年，但亲近的机会不多，因此对他的认识多从他的著作而来。要对一个学人有书本以外的了解，你得是他的近亲、总角之交或入室弟子。今天的社会，大家都忙，朋友往来，也不见得有时间作长夜之饮了。就英时校长而言，最能近距离感染他道德风范的是跟他写博士论文的研究生。理由简单，指导论文的老师对学生喋喋不休，是本分。在课室如是，办公室如是，在老师家晚饭后聊天时如是。谈的当然都是学问，但过场时说不定老师突有所悟，即兴说些题外话，带动现场气氛。这应是学生认识书本以外的老师的大好机会。

我是看了田浩（Hoyt Tillman）编的《文化与历史的追索：余英时教授八秩寿庆论文集》中余教授四位弟子写的前言才想到“知人”这个题目的。校长初从大陆到香港时一段经历，我略有所闻，但知之不详。据田浩所记，一九四九年英时校长父母先离开上海，留他一个人料理一些家事。年底父母通知他可以来香港“探亲”了。他听了父亲在北京朋友的话，对公安局说要去的地区是九龙，属广东省，因此得合法离开大陆，但到了香港，既无护照又无身份证明，成了个“无籍游民”。钱穆先生帮他申请到哈佛奖学金，就因“身份”问题遇到重重困难。台湾怀疑他是“左派”激进分子，给美国领事馆打小报告，不要发给他签证。幸好当时耶鲁大学在香港的代表给他力保，问题才得到解决。

我想这是校长在“炉边闲话”时告诉学生的，虽然我相信这不会是“独家新闻”。田浩的前言，最发人深省的地方是有关他老师的“价值观”。

田浩编的这本文集，书后附了一个“余英时教授著作目录”，中英文外，还有日文文献。书目粗分为“专书”和散篇的“论文”，此外还有“访谈录、对谈录”二十六篇。校长的专书共有五十一本，其中包括各种不同的版本和从他的英文著作翻译过来的，如侯旭东等译的《东汉生死观》。论文散篇合四百六十三条。英文著作六本。（其中两卷论文集将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

“吾道以一贯之”

校长为甚么拿到终身职位（tenure）后就较少用英文写作？本文篇幅有限，未尽之言，只好留待下回分解。在此以前，先看看他在新亚书院当学生时的著作。他用“艾群”笔名，光在一九五一这一年间在《自由阵线》发表了六篇可说是“遣悲怀”的文章。这位“学生哥”关心的是甚么？〈从民主革命到极权后群〉、〈论革命的手段与目的〉和〈我的一点希望〉。一九五二年，他写了二十一篇。

校长日后写的大块文章，如《士与中国文化》和《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等，在若干地方都可看到少年情怀的延续。用校长自己的话说，他要从“自己所写所思的专门基础上发展出一种对国家、社会、文化的时代关切感”。

（本文获“天地图书”授权转载，原题〈余英时：以身弘毅〉，小题为编辑所加。本文不代表艺文格物立场）

作者简介｜刘绍铭，著名学者、翻译家、作家，岭南大学荣休教授，著作等身。与闵福德（John Minford）教授合编的学术著作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An Anthology of Translations, Volume 1: From Antiquity to the Tang Dynasty（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深受好评。其他文集包括《吃马铃薯的日子》、《二残游记》、《小说与戏剧》、《偷窥天国》、《情到浓时》、《文字不是东西》、《方留恋处》、《蓝天作镜》等。译作则有《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国古典小说》、《一九八四》》及《动物农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