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数中国“四大美人”美貌　虚构貂蝉民间争注册出生地

【艺文编按】本文为中央广播电台节目【这样看中国：富察时间】笔录，经艺文编辑团队整理。节目由台湾出版人富察主持，为大家从历史与文化等视角解析中国。上篇文章讲者已先讨论西施此人在历史上的真伪和传说源流，本文会和大家谈谈与西施有关的四大美人传说，与中国文化有何有趣的关系。

四大美人是指哪些人呢？现在普遍认为四大美人是指西施、王昭君、貂蝉和杨玉环。她们有多美呢？她们分别对应了四个自然现象：“沉鱼”、“落雁”、“闭月”、“羞花”。

四大美女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的说法是从怎么时候开始？我个人推测是明代开始。因为宋代和明代的民间知识分子，他们的审美观和历史观很自然地会折射出来：他们的审美观是很大众、庸俗和商业化的；他们的历史观也是很“党国”的，这个“党国”是指宋代和明代的小知识分子并不在意历史事实是怎么，只要满足当时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心理，就可以编造历史。当时的“党国”就是指儒家推崇的“忠孝节义”的概念。

中国的历史考证观念不是没有，也有认真严肃的学者，但是整个大众文化是倾向任意编造的，就像今天中国的电视剧中对日本人形象的塑造，满离谱的，可是非常主流。一般的观众看到这样的日本人，也不觉得这样日本人的形象塑造有多么离谱可笑，就接受了。那么我认为，出于同样的逻辑和文化心理结构，宋明时期民间小知识分子对于四大美女的理解也是一样。

“四美”最初并无西施

回到史料，怎么时候出现了“四美”的概念呢？比较早出现的是南宋时期的《四美图》。南宋民间的木刻年画《随朝窈窕呈倾国之芳容》，简称《四美图》。《四美图》自右向左画了四个美女：绿珠（西晋石崇爱妾）、王昭君（西汉）、赵飞燕（西汉）和班婕妤（西汉）。

可见宋代时期的“四美”是没有西施的，而且汉代美女居多。

而明代的《四美人咏》中，“四美”指王昭君、赵飞燕、卓文君（司马相如的妻子）和绿珠。当中也没有西施。也就是说，在明代，没有明确把“四大美女”和西施、王昭君、貂蝉和杨玉环完全对应起来。

清代《红楼梦》也曾谈过四美、五美。《红楼梦》第六十四回写林黛玉要给古代的五个美女各写一首绝句，贾宝玉将之命名为《五美吟》。那么是哪五个美女呢？林黛玉的选择是西施、虞姬、王昭君、绿珠和红拂女。可见林黛玉的标准和民间知识分子的普遍审美标准是不太一样的，她以独特的标准把虞姬、红拂女纳入进来。由此可以推测出，在明清时期，虽然已经有“四大美女”的说法，四个人明确定义成西施、王昭君、貂蝉和杨玉环，且用“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来形容她们，可事实上，还有很多其他的说法，都不是固定的。

四种自然现象解释四大美人

那么，为怎么用这四种自然现象来解释四大美女的美貌呢？这个我自认有独家看法。

先看“沉鱼”，一般用来形容西施的美貌。大致解释是：西施在河边浣纱，鱼儿看到她那么美艳，都赶快沉入水中不敢看她。“沉鱼”的典故来自庄子，说毛嫱和丽姬两个美女，“人之所美也”，也就是人们都认为她们是美女。但是，鱼看到她们就赶快潜到水底，鸟看到她们就赶快飞走，鹿看到她们就赶快四散开（“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这样如何能确定天下最美的标准？庄子用这个例子来说明，动物和人对美的认知有差异，所以美是非常主观的看法，不能绝对化。这就是庄子原来对“沉鱼”这个词的解释。

我真的不懂为怎么后来“沉鱼”被用来形容西施，而且是西施的“专利”。其中的逻辑完全跑掉了。庄子的逻辑是通顺的，人看到美女想要凑近是人的天性，动物看到却不觉得美，就会跑掉，这是合乎逻辑的。后人说西施很美，鱼就沉到水底，这个逻辑关系讲不通。如果鱼也觉得西施很美，应该凑过去才对，对不对？后人把西施和“沉鱼”联在一起，逻辑是不通的。

那“落雁”和王昭君之美的联系也是不通的。“落雁”是怎么来的呢？是说王昭君和亲匈奴途中，十分感慨自己的命运，弹奏出塞曲。出塞曲非常悲凉幽怨，所以天空中的大雁听到后肝肠寸断，纷纷落地。这很合乎逻辑对吗？所以“落雁”指雁本身也感受到王昭君的悲凉和感怀，因此难过伤心。“落雁”和王昭君的美有何关系吗？没有任何关系。明明“落雁”只和王昭君身世的悲凉有关。

所以后人“沉鱼落雁之容”的逻辑乱了套，我真的很不明白为怎么会出现这种东西。

貂蝉就更不用说，是一个完全虚构的人物。《三国志》中根本没有这个人，《三国志》只是说吕布和董卓的一个侍女私通而已。至于这个侍女是谁，书中没有写。后来演义话本渐渐给侍女起了名字，增加私通的情节，又增加了因为他们私通导致董卓和吕布间的冲突。一直到了《三国演义》罗贯中创造出一个非常完整的貂蝉形象。

貂蝉的美是“闭月”，指的是貂蝉实在太美了，月亮看到都要赶快躲到云里面去。我觉得这个逻辑也很难说通。物的反应和人的反应本来就不一样，庄子的逻辑是合理的，后来的小文人附会出的东西是很混乱。

唯一我觉得可以连在一起的是杨贵妃的“羞花”。因为一般我们认为花是美的，如果杨贵妃的美让花都感到羞愧，觉得自己没有那么美，这个逻辑是通的。

所以我认为，“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和四大美女间的逻辑关系真是乱七八糟，一塌糊涂。可是这就是中国文化中大家天天讲天天用的，津津乐道，缺乏反思的地方。

更加好笑的是，像貂蝉的故事明明是虚构的，没有任何真实性可言，但中国却有三个地方抢著注册“貂蝉故里”的称号。争著证明貂蝉是山西人、陕西人或还是甘肃人，结果据说是甘肃成功了。甘肃临洮县成功注册了“貂蝉故里”的商标。这就是中国的逻辑，我非常不以为然。

比较中西如何看美人与国政

中国民间的知识体系是把四个人和四种自然状态联系在一起，逻辑是混乱的。但这当中折射的是把四个女子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文化心理。

西施本和吴越争霸没有任何关系，可是汉代文人却觉得吴越的争霸战中怎么可以没有一个红颜祸水？要找一个红颜祸水，就找到了西施；王昭君则是置身汉匈之间的冲突，为完成让双方和解的使命牺牲，也是一个比较悲剧的角色；貂蝉是在两个男人间的红颜，她的故事也是越写越无聊；杨贵妃更是如此，她死在安史之乱的马嵬坡。

总而言之，中国传统知识体系把女性作为乱世祸水的概念加以强化。

这也是《越绝书》中伍子胥一句话折射出的普遍心态。当范蠡把西施献给吴王夫差时，伍子胥反对说：“臣闻夏亡于妹喜，殷亡于妲己，周亡于褒姒，夫美女者，亡国之物也！王不可受。”这是伍子胥对夫差的谏言，但夫差没有听，接受了西施。

这是《越绝书》中的记载，至于伍子胥有没有说这句话，当然不可能是真的了。因为西施和吴越战争间的故事就不存在。

但把美丽的女人与国家和政权的兴亡联系在一起，是中国固有的、非常发达的文化心理。我认为这是大家对四大美女的故事津津乐道的普遍原因。

如果我们把中国的四大美女和外国同样类型的故事去比较，比如埃及艳后“克丽奥佩托拉”（港译“埃及妖后”/Kleopátra），我们就会发现完全不一样。埃及“艳后”当然是个美女，但我们对她不会有道德谴责。她不会像中国的美女一样扮演一个亡国祸水的角色。

“红颜祸水”源自男性阳刚特质不够

埃及艳后不但美貌，而且性感。她的性感是自主呈现的，同时也充满了知性。埃及艳后周旋在许多西方世界的男人之间，最后虽然埃及亡国，被罗马帝国打败。虽然埃及被罗马征服，可是在西方文化体系却认为埃及艳后征服了罗马最有权势的男人。这是完全不同的逻辑，和中国“四大美女是红颜祸水”的文化心理是完全不同的。

我认为“红颜祸水”观念是因为男性自身阳刚特质不够强大，才把一切责任归咎于女性。男性如知识分子们、君王们只是躲在幕后、躲在深深的宫院内玩弄权谋，玩弄一套话语，不能呈现出真正征服者的角色，所以最终沦为降虏被征服。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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