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字记之曰鬼】鬼故紧贴香港实况　毕名︰意志不坚定才招恶果

近年香港拼命接收国外的惊栗文化，由欧美的科幻灵异，到亚洲的诡谲奇情；新近上画的韩国电影《尸杀列车》，更在香港突破票房纪录。强烈的感观刺激或许是成功要素，但更重要是惊栗背后，它实在地勾起了大众最内在的共鸣。若说恐惧是生而为人的本能，但此时此刻，我们都在畏惧什么？
摄影：黄宝莹

毕名是香港少数的惊栗小说作者，但他的创作之路却有点特殊。自2007年起，他在香港推出过几本惊栗与奇幻作品，至2012年之后数年，转投了台湾的明日工作室继续发展。那是一家专门推出惊栗奇幻书刊的出版社，毕名冒险成为首位香港惊栗题材作者，结果却因而广为台湾读者认识。

本土传统恐怖文化　社会道德意识浓

不同于市场上许多当红恐怖小说作者，他的作品不卖弄血腥，也鲜见科幻情节，写的大部分是地道的香港社会题材。旧式井字形公屋、西营盘煤气鼓旧址、公园内的跳飞机游戏，紧扣着香港代代相传的都市传说；台湾读者首次从他的作品中，窥见香港鲜为人知的一面。“在我看来，香港的惊栗文化较特殊，其发展与传统价值、道德轮回扣得很紧；坏人有恶报，因果循环，似乎都离不开这些命题。就算回看1980年代黄玉郎（旗下）一系列《怪异集》漫画，与当时流行的恐怖电影，社会道德意味都相当浓厚。”这也解释了东方的恐怖文学不如西方的血腥暴戾。“在我理解的鬼不会主动害人，不会形象化地跑出来扭断你条颈，它的可怕是将人性最黑暗的一面勾引出来，如果人的意志不够坚定，才会招致恶果降临。”

为何人会恐惧 －－ 源于未知？

随着《怪异集》结束，香港的恐怖文化热潮曾一度消退，至1999年《午夜凶铃》电影大受欢迎，许多日本恐怖电影、书籍涌入香港，紧随掀起的是另一波惊栗文化浪潮。“若留意近年的日本恐怖小说，多位被高度推崇的作家如宫部美幸，都是社会派的代表。他们的作品更加贴近真实，以社会的恐怖题材，钻进人性的黑暗面。他们的写作手法亦逐渐抛开传统的血腥手段，甚至一滴血都不出现，却可以令你毛骨悚然。例如看《午夜凶铃》的原著小说《七夜怪谈》，跟电影完全不同，小说没有贞子爬出来的情节，却同样令人恐惧。为何人会恐惧？作者曾经很轻描淡写地解说过—一切都是源于未知。”

挖开日本的恐怖文化，最核心深处的确是一种对“未知”的畏惧。由于处于岛国的地理位置，长时间面对孤立与封闭，加上火山爆发、地震等自然灾害的威胁，令日本民族对生活、生存，时刻都存在着不安。“在日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很紧密，另一方面又很压抑，导致人们的心理与精神处于更复杂的状态。在这种氛围下，日本作家在写社会性题材，以及洞悉人的阴暗面，都更为深刻。”

香港的惊栗文化较特殊，
其发展与传统价值、
道德轮回扣得很紧；
坏人有恶报，因果循环，
似乎都离不开这些命题。
就算回看1980年代
黄玉郎一系列《怪异集》漫画，
与当时流行的恐怖电影，
社会道德意味都相当浓厚。

社会二元对立加剧　影响创作方向

毕名的作品无疑更趋近于日本式的写法。读书时修读哲学，头几年的作品也顺理成章地注入了他对人性的探索，例如《畸罗之眼》就是探索人的好奇心若放到最大，会有多黑暗：当人为了得到真相，甚至可以将其他人的利益性命都置之不理。《别杀我妈妈》写的是一段男女关系之间的猜疑：丈夫发现妻子出轨，因为嫉忌与妒恨，最后连自己的孩子都狠下毒手，怨念在房子中不断纠缠，一直侵扰往后住进去的人。直至最新出版的《楼劫》，写的是香港人千方百计买楼上车的故事，明显较之前的作品，再多了一份社会性的意味。

“社会气氛的改变，的确对我的创作带来影响，尤其近年社会二元对立加剧，进一步激化深层次矛盾，更促使我对香港社区投入更多关注。再加上现在身为两个孩子的父亲，我会更切实地思考我们的下一代成长下去，将会面对一个怎样的生存环境，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未知、一份恐惧。”《鬼镇压》是受雨伞革命的刺激写成，记录了催泪弹发射之后，21日间发生的事。“这本书对我最大的影响，是发觉香港原来已不是我一直所认知的那个社会。这本书不是纯粹想写政治或鬼怪，更多时候在探索未来；无论是否面对政权、中港矛盾等问题，去到最后，其实是关乎生存，我创作时会不自觉地思考，过往的历史会否重现。”

人心比鬼更恐怖

在小说中，毕名毫不保留地将人性的黑暗面推往极致，如此赤裸绝望，也许亦是他探问人类历史的一种方式。只要深入去看毕名的作品，发现都有一个假设：人心比鬼更恐怖。“恐怖走不出人生，人生就是来自社会。”打从一开始，他就是从历史探究来发展故事。《楼劫》看上去是一个社会色彩浓厚的主题，背后却引伸至石塘咀煤气鼓大爆炸那一段被深埋的历史。

“原来出版商找我写《楼劫》，是想从香港铁路的都市传说发展鬼故事，后来我却借此处理了石塘咀煤气鼓大爆炸的历史片段。事发于现时的屈地街后面，安置了两个巨型的煤气鼓，当日煤气泄漏引发爆炸，导致二百多人死伤，当时港英政府形容为人间炼狱。这件惨剧背后，其实还有石塘咀妓寨的血泪史，就是小说中写到的雏妓；我将这些历史事实放进故事，是想引发一点反思：为何要在一个人烟稠密的地方安放煤气鼓？其实当时的英国人又是如何看待中国人？许多香港人一窝蜂赞颂1997前的港英政府最好，但从我们的历史所理解却又不全然。从这些作品中，读者不止是阅读今日的香港，还有昔日的都市传说、历史，与社会面貌。”

人人自危的时代

大部分取材都是真有其事，毕名直言写书多年，如果心灵软弱一点，会觉得身处四周都很不安全。“当人将自私放大，只顾念自己，人就会变得脆弱。尤其在现代社会，人顾念自己的程度已缩小至家庭本位出发，个人主义让人变得更自私自利。我们之所以觉得大陆社会可怕，因为你走在街上，见到有婆婆跌倒你都不敢上前扶起她，害怕那是陷阱；若这条界线再越过一点，整个社会上人与人的信任就会变得荡然无存。”

“这些书如果处理不当，对社会的影响亦可以很大，甚至引发犯罪动机，因此我亦不时自我质疑，是否应该将犯罪心态最真实赤裸地呈现。但另一方面，我更希望这些作品的存在能够具有正面价值，如果去到一个人手上，他的内心有偏差，惊栗小说能够发挥一面镜子的作用，成为他内心的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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