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国灵的写托邦】首度挑战长篇小说　不甘于一种片面的本土写作

写作是一场自虐过程，特别是赶及死线又难以动笔之时，心力交瘁，动弹不得。面对长篇小说创作，一写数年，作家要全神贯注，几乎与周边的事物和人隔绝，当中的焦躁不安、挫折孤独，确非外人所理解，甚至说出其中辛酸也只能自伤自怜。写作并非旁人眼中的体力劳动，但同样会占领写作人的身体和时间，犹如一场耐力赛。因《萝莉塔》（Lolita）而声名大噪的大作家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形容写作对他而言是沮丧和兴奋、折磨与娱乐的混合，想到香港作家潘国灵经历5年有多才完成的首部长篇小说《写托邦与消失咒》，更觉此言不虚……
摄影：林振东
场地提供：水煮鱼文化

虚与实　沙城与写托邦

“由实到虚，这本书结合了几种不同写作方法，沙城部分较为写实，城中不时会遇上沙尘暴，叙述上用到日记体、长篇叙事等形式；写托邦寓言色彩浓厚，较为虚幻，每个房间和地方都具有象征性。能够在一本书里尝试多种技巧，其实也很满足。”由是故，想到美国小说家加洛克（Jack Kerouac）其中一段创作往事，大概是每个创作者也曾梦寐以求的经历。Jack以短短两星期时间，将酝酿7年的《在路上》不眠不休地打出来，时以咖啡提神，写作过程已如一场神话。写作时的狂喜、不安和困扰，为一段句子耗尽心思，成品本身或已不重要，这过程令人发现更多不可知的情况。

文学传承　本土文学不止本土

我所谈到的文学传承，甚至像武功将各家门派精髓汲取其中，在这层面上，只要是好的，又怎会介意其出处？所以我并非要放弃本土写作，所谓本土文学，也并非只限于本土的想像，而是深入文学世界，而这个世界其实很大。

潘国灵不甘于“本土”只限于“香港”一词，更不甘于一种片面的本土写作，而是不介意吸收不同国度的影响，转化出本土的意义。假若将这种本土的想像，伸展至现实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上，当我们大谈本土的重要，甚至要升格至“独立”、“自决”等问题上，不禁反思会否只限于追求政治的合法性上？这种独立和独特性的追求，可能要更具视野，有时候甚至要回到自身上。“我所谈到的文学传承，甚至像武功将各家门派精髓汲取其中，在这层面上，只要是好的，又怎会介意其出处？所以我并非要放弃本土写作，所谓本土文学，也并非只限于本土的想像，而是深入文学世界，而这个世界其实很大。”

香港作家的焦虑　非写不可的理由

潘国灵

小说家、文化评论人兼任大学讲师，著有小说集《存在之难》、《亲密距离》、《失落园》、《病忘书》、《伤城记》等；散文及诗集《七个封印》、《无有纪年》、《灵魂独舞》等，以及城市论集包括《第三个纽约》、《城市学》等。曾获青年文学奖、中文文学创作奖、香港文学双年奖小说推荐奖、香港书奖等，2011年获香港艺发局颁发“年度最佳艺术家奖（文学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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