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是创作缪思？当艺术家成为妈妈……

她们是画家、诗人、导演，她们绘画、写诗和拍电影。创意是有生命的，许多“生命”曾在她们的手中诞生；直到有一天，有一个真正的生命，带着跳动的心脏降临到她们的生命里，她们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妈妈”。当这些从事创作的人，当上母亲，创作上的心态究竟有怎样的转变？新的角色和生活究竟如何影响着创作？摄影：叶璋时、黄宝莹／部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画家区凯琳——创作时常忘记母亲身分

十多年前生下女儿吕童时，区凯琳并没有特别意识到自己已为人母。那时，她刚大学毕业，又继续修读艺术和哲学双硕士，她当时的心态仍然是学生。“一上学就忘记自己已经是妈妈了。”12年后，她生下第2个小孩，同是马年出生，生肖上的一个轮回完成，她说：“虽然心情上更像是正式要做妈妈了，但有时仍觉得自己是女儿多一点”说到这里，她自己也不禁笑了起来。她感觉自己太依赖母亲，而母亲给她的帮助也一直没有停过。

区凯琳的儿子吕铁，今年7月才满两岁，现在会说一些简单的词，譬如：“揸车”、“瞓觉”、“踢波”。去年还不到一岁时，他坐在婴儿车及父母的怀中，去看了香港Art Basel艺术展，算是一个“见过世面”的小朋友。区凯琳自己办展览时，也不时会带上他；有次在伦敦办展览，她在Facebook上载了两张照片，将儿子吕铁形容为总策展人。大概跟着妈妈接触人多，吕铁不怕陌生人，记者和他的妈妈做访问时，他自己一个人在一旁玩得不亦乐乎，有时听到他懂的词汇，也会自己重复念上两三次，仿佛在告诉我们这些大人：“你们说的话我都听得懂呢！”

关于身分转变对于创作心态的影响，区凯琳这样说：“我并没有特意去想这个问题，不过有时觉得，在创作时我会忘记母亲这个角色。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个有小朋友的女性艺术家都是如此，在很专心或者很忙的时候，会有点艺术家的自私心态。我把小孩交给我妈或者他的爸爸，好像那个责任就可以暂时放下，可以专心去做创作。当我在家里，回复妈妈的角色，却不能完全忘记艺术，会借着一些空隙想一想正在做的工作。”

用一种浪漫态度怀念父亲

从怀着孩子到生下他们的那一两年，区凯琳创作过一些有关婴儿、怀孕的画作，有些只是笔记本上简单的素描，有些则在画中加入一些暗示的元素。女儿出生后，她画过一幅《我俩》，画中两只动物代表她和女儿；儿子出生后，她又画了一幅《童马与铁马》，两匹马指的，正是两位生肖同属马的儿女。“以前给女儿看过这些画，但我还没想清楚是不是要逐幅仔细地解说。隔壁屋子有幅画是一个大头，我跟女儿说过那是她的头部剪影。”

区凯琳极珍视自己与父母的关系。她说，父母管教严格，却给了她和哥哥发展的自由。区凯琳的哥哥是体艺中学开办后的第一届学生，她笑说他在很多人眼中是“实验品”，当她看到哥哥读得开心，自己随后也进了同一所中学，发展艺术上的潜能。在区凯琳看来，没有当时的选择，就没有今天的她。父亲去世那年，她以父亲为主题，办了一次展览《区凯琳：爸爸出海去》。“爸爸出海去了”，她尝试用正面且浪漫的态度去面对父亲的离世——提起那次展览，她说是一次感情上的释放，但过程却难免悲伤。在大学时，她就创作过以家庭为主题的作品，做过一个灯箱作品《妈妈》，曾在她和哥哥的联展中展出。今年3月在苏富比一次联展中展出的《外祖父与孙儿看见的蓝》，她让儿子在画上涂鸦了几笔，尝试用这样的方式为从未见过面的祖孙二人建立关系。这幅作品，是之前《爸爸，今天你看见怎样的蓝？》的一种演变。

区凯琳在伙炭的工作室放了一张网床，有时会把儿子带到工作室去，又安排了老师每星期在那里教女儿她喜欢的结他。用她的话形容，工作室变成“家庭作业的方式”，不只是她一个人用来画画。

找一种织毛衣式的创作方式

怀着孩子时，区凯琳并未担心过他们会影响自己的创作。“有一种‘船到桥头自然直’的心态，我觉得自己能够搞掂，而且有家人帮忙。”她说：“但生下来后实质如何安排日常运作，的确是需要花很多时间去想，有时也会有挣扎。譬如，有时在工作室想连续画几张画，其实是不行的。很多艺术家都喜欢三更半夜连续几个小时不停创作，但最迟六、七点我就一定要走（因为要顾及家庭）。创作的时间受到限制，会影响作品的呈现，从这一点上说，是有影响到我的创作。”

比起女儿，区凯琳投放在儿子身上的时间多了不少。这两年的Art Basel，区凯琳均有参展，要忙碌地准备至少两个月。今年Art Basel是她第二年带吕铁到会场，一开始吕铁很兴奋，但从第二天开始就厌倦了，从入口处开始撒娇，在会场待久了还会哭闹。“他可能觉得自己被关住了，虽然会场很大。”小孩，始终还是更向往外面的天地。为期几天的展览结束后，她打算之后3个月的时间都留在家中陪伴吕铁。

这算是一种补偿吗？

“我不想用‘补偿’这个字眼。”她说。“事实上也无法补偿，时间过了就过了。尤其在现在这个阶段，他成长得特别快，我在Art Basel前忙了两个月，发现自己错过了很多东西，他突然长大了很多，又突然学会了一些东西，都是我不知道的。”区凯琳自称不太懂和小朋友玩，又形容自己是“好衰”的妈妈，因为经常为画画而放下小孩不理；但在访问的过程中，记者发现她并不像她说的那么“衰”，她不时会将注意力从访问中暂时抽出来，放到独自在玩耍的吕铁身上，或者看一眼他在玩什么，或会跟他说上两句。有时，儿子自己玩得很投入，反倒不回应母亲。

区凯琳在伙炭的工作室放了一张网床，有时会把儿子带到工作室去，又安排了老师每星期在那里教女儿她喜欢的结他。用她的话形容，工作室变成“家庭作业的方式”，不只是她一个人用来画画的地方。然而，她至今仍未找到的，是她理想中的“织毛衣式创作方法”。“有空便织两下，久而久之就会织出一件毛衣来。”

区凯琳不少画作都带给人童真的感觉，她说自己只是用比较直接的方法创作，并没有意图表现童真。尽管要分出时间在艺术家与母亲身分之间来回游走，但她更感激小孩带给她的灵感与快乐。“那是一种滋润。”创作源于生活，但生活高于创作。

诗人曹疏影——他总是不断提醒：我是一个母亲

“我刚才在家里，叫了一声廖伟棠，然后向他走去，初初突然半路扑出来抱住我说：‘有我陪你咪得啰。’”诗人曹疏影说起这件事时，正下着大雨，初初和他的爸爸廖伟棠在对面的避雨亭玩着，雨把他们一家三口隔开，却又能互相望见彼此。曹疏影与廖伟棠都是诗人，他们四岁的儿子，好像继承了诗人的浪漫基因般，总在母亲面前随口说出一些甜丝丝的话来。记者笑说：“初初长大后一定是情圣。”曹疏影也笑起来：“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

四年前，曹疏影在等待初初来临的前几天还在读诗─意大利诗人但丁的《神曲‧天堂篇》。她在Facebook引述了几句：“不要驶向茫茫的大海／说不定，见不到我，你们会在大海中迷途／我走的水路以前从来没有人航行过／密纳发女神吹送我，阿波罗引导我／九位缪斯女神向我指出大熊星”。

她决定去医院的时候就带上这本书。在此之前，她也为这位即将到来的新生命写下了一首诗：“而我只能等待我们的分离／等待你自己的第一束光／将我们划伤／这伤口是为了让我们记得／我们曾经怎样深深的在一起”（《给一个离开秘密花园的孩子》）

两首诗或许都表达了曹疏影当时等待新生命到来的心情。但她表示，自己向来都不是很亲近小朋友的人，也没有想过自己会有小朋友；如果不是初初，她是那种“见到小朋友就退三步的人”。当了妈妈之后，她“不知道怎么面对自己在这个新格局里的位置，也不知道写作会作出什么调整”。

“要怎么在这个身分里　继续深化自己的生命”

“经过一些困扰之后，他带给我的惊喜是大于预期的，包括写作上的。”曹疏影说。“我现在回看，发现诗里面的世界多了一种对话的维度，以前是非常自我的，现在的世界能包容更多东西。以前的诗歌当然也有对话体，但那是自我的世界跟外面的世界对话，现在的维度是心里面新开拓出来的，然后我自身的构成也发生了变化。当我写到初初的时候，我并不觉得他是外在于我的，我既是写他，也是重新跟自己对话，内部的声音变得更复杂了。”

2014年母亲节，初初两岁多的时候，曹疏影写了一首诗，就叫《母亲节》。那天，她下班回到家，初初递给她一朵假花，像家里人教他那样，向曹疏影说了一声“母亲节快乐”，便唱着歌跑开了。“我觉得那个场面是很触动人心的，他总是不断地提醒我，我现在是一个母亲了，一个我从来没有想过的身分，我要怎么在这个身分里继续深化自己的生命？那首诗从这个场面开始，后面我想像自己是远古部落时代的母亲会是怎么样的，然后部落时代的母亲和今天这个时代的母亲差距又是什么、内在的联系又是什么。初初可能只是我在这个时空里的一个儿子。”曹疏影说。

我现在回看，发现诗里面的世界多了一种对话的维度，以前是非常自我的，现在的世界能包容更多东西。

“我不希望在文字屏障里面转悠”

曹疏影在北方长大，和初初在香港的成长环境很不一样。他们一家住在大屿山，所以初初生命中看到的最原始的风景是山与海，还有海岛的环境；而曹疏影小时候看到最原始的风景是雪。小时候，曹疏影五点半就要跟妈妈一起出门，坐一个多小时的车到达母亲工作的小学，小学旁边就是她上的幼稚园。“五点半的时候东北的天都是黑的，这个经历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地上有冰，但是也要不停地跟着妈妈走；眼前很黑，也要默默地跟着她走。在这么远的路途中，她每天都会跟我讲各种故事，所以在路上成了我跟妈妈单独相处的一段很珍贵的时间。”

在她的日常速写中，初初不仅是一名浪漫的小孩，而且思维跳脱、想像力丰富，让人觉得他是做诗人的材料。但曹疏影说，她并没有特意培养他对诗的感觉，甚至没有在他面前读过为他而写的诗。“我不知道他以后会不会读诗。过多的记忆对生命来说是一种负担，我没有什么事情一定要他记住，一定要他去看，要他对我这个生命产生兴趣。”

曹疏影最初对于文字的感觉，来自父母买给她的故事书；父母不在家时，他们会事先用录音机把故事录下来，让她一个人无聊的时候听。曹疏影却更喜欢带初初玩一些文字以外的东西，譬如积木。“我会给他买积木，带他建构和拆分一个世界。”曹疏影说：“世界的奇妙有很大部分不在于语言或文字。启发我创作的，很多是完全非文字的东西，我只是因为会文字才用文字来表达。身为创作人，我也不希望在文字屏障里面转悠来转悠去。”

“最初的诗意来自世界本身，感受这个世界是小孩最重要的事情。”她在乎的，是小孩接触世界时不带有成人经验的最原始感觉；而小孩子感受世界的方式，也启发她用新的角度重新去看待世界，甚至令她看清楚一些以前没有发现的事情。她写于2013年的诗《碗》，就是源于有一天看到初初用他的方式去认识一只塑胶碗，她看到初初在闻它、舔它，又用摔和听的方法。“他在学习打破那只碗／而妈妈已学了很多年／有时行，有时不行”她在诗里写道。

雨还小时，初初在外面玩。曹疏影看着外面的雨，看着远处的初初，说道：“他能感受雨，不在于听过一首关于雨的诗，或如何写出一些关于雨的句子，他对雨有自己的感觉是很重要的。”

导演许舒雅：孩子改变了我创作上的取态

与许雅舒（Rita）绝大部分时间在聊着她正赶制的新作，还有当下的社会现况─她即将在今年面世的新作《风景》，讲述一场差点被遗忘了的社会运动。然而有了孩子，令这位身兼大学教师、录像艺术家和独立导演的母亲，向社会多行了一步。“TSA（全港性系统评估）、国教的问题，不得不正视，这影响到孩子的成长，也因而改变了我创作上的取态。”

有了生命更加实在

Rita过往的作品也极富实验性，如旧作《慢性中毒》和《哭丧女》，重视影像上的美学，叙事偏向意识流，每一部作品也得不到商业发行。在开拍《风景》前不久，她的小女儿才刚刚出世。“拍摄《慢性中毒》时，已经怀有大儿子，当时拍得很快，只用十数天的时间就已经拍完，所以也不觉得有问题，但这一次自己的concentration（集中力）和体力也变得很差。”前前后后花了三个月来拍摄，加上在香港最炎热的月份进行，从筹备到公开集资，在资源紧绌的情况下，也是对创作者的心理和体力煎熬。

但孩子的到来为创作带来转变，经历了种种社会运动，至少《风景》是一部社会性的电影作品。“我也想回到以前那种偏锋，但已经不可能，作为母亲，关心的事也不一样了。”大人的战场，波及到小孩身上。“所以写故事也变得很奢侈，因为要面对的题目很庞大很复杂，但这一次，故事应更为实在。”

是个人还是制度问题

“但要将小朋友带来这世界也绝非易事吧？”记者问。孩子还未出生，一切已经要规划好。“但无论哪个年代也有好有坏，有很多人在雨伞运动后说不要生育，但我不这样认为。在香港，当你有小孩，就自然被挂上了种种原罪、被标签，为了追赶所谓的社会准则，成为了怪兽家长或港孩。”当如今的小孩每天面对7至8项功课和课外活动，这些占据着他们大部分的时间，更觉现在要成为小孩，要比作为成年人更艰巨。“也很难怪有那么多小朋友会有读写障碍。但为何不爱读书，就要用读写障碍来标签他？从而命定他的发展？每个小朋友都有自己的天份，有些可能对于文字较为敏感，有些爱好图像。我以为社会会进步、多元，可以容纳不同特质的人，但事实上呢？”Rita的大儿子刚上小学，只因为再不能像幼稚园时那样“追赶跑跳”而有点抗拒上学，可幸他喜爱阅读《花生漫画》、《牛仔》、《花花世界》等漫画，也习惯阅读文字。但Rita并不愿将期望加诸于孩子身上，“我不能影响小朋友的发展，并非因为父母是艺术家，而他也要成为一员，因为某方面来说，他们是独立个体，他们有自己人生的道路。”

公理和正义的问题

话题回到社会事件上，说到新界东北的收地问题，看见人们为了保护家园以身体阻挡推土机，保安的无理动武，她为此忿忿不平。“马宝宝用了五、六年时间宣传农业发展对香港的重要性，在立法会开会前也会准备大量文件，来协助议员提出修订议案。但只要反对一方指责他们是‘租霸’，另一方也就被指责不够‘勇武’，就会被标签，这不是能以三言两语，或做一件事就能改变”。平时她也会带孩子到农场，亲身挑萝卜和蕃薯，让他了解农作物如何得来，学会珍惜食物，孩子也喜爱与大自然亲近。“虽然他还有点偏食。”她笑着说：“小孩子会慢慢长大，认识到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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