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班文化】贫穷才要顶硬上？ 学者：中产、白领过劳现象最严重
森冈孝二是日本关西大学的名誉教授，也是研究过劳问题亚洲第一人。
撰文：倪楚娇（一条）
2005年，他写的《过劳时代》一经推出，引爆了整个日本社会，再版12次，今年1月，《过劳时代》终于被第一次引入中国。
每周工作上百小时，最终选择自杀……按图看书中记录的真实个案▼
这样的例子，在中国也是不绝于耳，几乎每隔一段时间，朋友圈就会被“过劳死”的新闻刷一次屏。2016年10月5日，44岁的春雨医生创始人兼CEO张锐，突发心梗过世。他曾坦言：“常常失眠，半夜两三点给人发邮件，探讨产品设计或者商业模式。一大早，又跑到各大投资现场，唾沫横飞地跟人阐述春雨的商业价值。”“每天吃不好睡不好，晚上睡前会担心资金链断了怎么办，早上又打起精神鼓励自己说，自己的产品解决了那么多人的痛苦，这么有价值……精神的压力很快反馈给身体……”
2017年1月8日，国际知名的战略科学家、地球物理学家黄大年教授，因病医治无效过世，享年58岁。在同事和学生的眼中，他是一个“科研疯子”，有严重的心脏病，随身携带速效救心丸。在主持的科研项目验收前，经常连续熬夜，查遗补漏。2018年1月23日，青海大学附属医院一名43岁急诊医生连续工作18小时后猝死……
死于过劳的森冈孝二
连一生都在和“过劳”做战斗的森冈孝二，最终也没能逃过过劳死的宿命。 74岁的森冈孝二，在2018年8月1日，因慢性心力衰竭急性恶化倒在家中，送医院抢救无效逝世。这一天，离他完成《过劳时代》的中文版序，不到一个月。
1944年出生的森冈孝二，从小生活在日本大分县的农村，家境并不富裕，是七个兄弟中最小的一个。为了让孩子接受教育，他的父母不分昼夜地工作。这给年少的森冈孝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0世纪80年代，森冈孝二开始研究“过劳”问题。当时，日本的经济正处于泡沫之中。房价高涨，很多工薪阶层穷尽一生都买不起房子，而另一边却是奢侈品的大量消费，大批人投资国外房产，声称五年之内可以买下一半的美国，似乎有著花不完的钱。人们失去了理智，讨论著“能否24小时战斗”的话题。这一切，在森冈孝二眼里是不正常的。
1989年，森冈孝二独立推算出，每年日本因过劳而导致的死亡人数是17000人，比当时一年交通事故造成死亡的人数还多。“过劳死”这个话题开始在日本引发热议。从此森冈孝二就一直战斗在第一线，除了学术研究以外，他还支援工伤申请和诉讼的活动，担任大阪过劳死防止协会会长，他的努力曾对日本《过劳死防止对策推进法》的颁布与实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哪怕是四年前退休后，近70岁的森冈孝二依然每天勤奋地工作，常常深夜两三点还在写邮件。他说：“我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倒下，所以不能留下遗憾。”
1930年，经济学家凯恩斯有过一个预言：在100年后，人类的劳动时间每周只需要10~15小时，人们会因为闲得无聊而烦恼。他认为，一旦贫穷问题得到了解决，享受闲暇的时代就会到来。历史上，我们确实经历过一段“工作时间越来越短”的黄金岁月。
1995年5月1日，中国正式实行一周双休的政策，改变了原本一周工作6天的模式。对于一些发达国家而言，劳动时间缩短的趋势持续了1个世纪，但截止到20世纪80年代，形势急转直下。到20世纪90年代初，人们已经开始热议过劳问题了。森冈孝二的《过劳时代》就试图找出，在这个生产力发达、物质享受丰富的时代，工作时间不降反升的背后原因。
信息时代：每个人都在隐形加班
当电脑和互联网被发明出来的时候，人们曾经期待这些新技术能够减少工作量、缩短工作时间。然而现实恰好走向反面。过于发达的通讯，模糊了私人时间和工作时间界限，这是造成过劳的原因之一。在前不久︰《一条》发出的“过劳问卷”里，有超过40%的人认可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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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的生活，最终让我们累死
互联网的速度，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节奏和心理期待。以时间为核心的竞争变得更加激烈，工作速度加快，工作量也加大了。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在网上聊天时，“秒回”已经成了最高级的尊重，但同时也是最大的负担。这是一个很好、很便捷的时代，有24小时的超市，有2小时必达的同城闪送服务，有外卖，有随叫随到的客服。但没有人想过，我们既是这些服务的消费者，同样也是劳动者。
作为买方的我们越容易选择更好的商品和服务，作为卖方的我们就越要吸引消费者、维持顾客、抓住机会、签订合同，并为此而拼命奋斗。结果，我们的生活节奏也越来越紊乱。
就像有人在《一条》的问卷里吐槽的一样：“作为服务的乙方，没有太多话语权。甲方一发话，就没有下班的可能。”而在生活场景中，没有永远的“甲方”。
越有钱，越过劳
在我们的问卷中，有63%的人表示，过劳和钱直接挂钩：“经济压力繁重，需要养家，也想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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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如果每小时的工资很低，劳动者可以通过增加劳动时间，来增加收入；反过来，如果工资很高，就可以减少工作时间，来享受更多的闲暇。也就是说，低收入的人要比高收入的人工作时间长。但事实恰好相反。各种统计数据显示，高收入阶层比低收入阶层的工作时间更长，中产阶级上层白领的过劳现象最为严重。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工作与消费的循环”。
森冈孝二这样解释：“只要在经济上多多少少有些富余，就会在吃穿用度的每一个方面攀比，自己用什么东西、在哪家餐厅吃饭、假期去哪儿玩、孩子在哪所学校上学，等等。现代消费的这一性质因广告业和大众媒体的发展而不断被强化。”消费成了彰显自我身份和社会地位的一种手段。贫富差距增加，每个人都不想成为被落下的那一个，所以赚钱的欲望就会越来越强烈。更可怕的是，整个消费文化形成后，身处其中的人并不会意识到“我这是在攀比”，只会以为“这是我需要的”。
所有过劳，都是被逼的
森冈孝二在一次大学的研讨课上，和学生探讨过劳死的问题。有一个男同学表示：“如果一个人从工作中找到了人生意义，自发性地工作，就算累死不也算得偿所愿吗？”
在《一条》的问卷中，也有超过50%的人表示，他们是“自觉加班，想要在工作中获得更多成就”。“自觉加班”真的存在吗？森冈孝二认为，我们经常用的形容词诸如“热衷于工作”、“埋头工作”、“有干劲”、“做得到”等等，这些词语的背后，是渴望被别人承认，希望获得内在充实感、成就感。他说：“如果没有某种强制、压力、竞争、奖励或制度性动机的存在，纯然'自发的'过度劳动几乎是难以想像的。”无论是个人、某个公司，甚至大到整个国家、世界，过劳问题都是在相互“逼迫”中形成的。
森冈孝二在中文序言中专门提到，日本的长时间劳动，是阻碍中国缩短劳动时间的重要原因。因为目前是全球化市场，竞争关系也是全球化的。反过来，中国的长时间劳动又进一步加剧了日本的过劳问题。“在劳动时间问题上，其实全世界的员工都在进行艰难的博弈。如果世界各国的劳动者不能齐心协力，这场博弈的胜利者就不会是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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