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钱收买政策　民主遭蚕蚀　最高法院打开政治捐款潘朵拉盒子

在美国，选战的一个胜负关键，是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Super PAC）。Super PAC间接帮候选人搜集巨额捐款和银弹，大笔大笔花在宣传广告之上。Super PAC象征了金钱如何影响美国政治，也突显了金权政治蚕蚀美国民主的危机。

在各地民主选举中，政治捐款往往有上限，甚至要公开捐款人姓名，希望一切能够透明公开，不会予人黑箱作业、利益输送、私相授受之感觉。在美国，理论上也有类似的规矩，不论是特朗普或是希拉里，他们所得的“正式”捐款，都有种种限制。可是Super PAC这个“例外”的存在，实际上却令到所谓的捐款限制，失去了意义。

名为独立  实际如同助选

理论上，Super PAC不是候选人的正式助选团，也不从属于任何政党。Super PAC以非牟利组织为名，接受个人、团体或企业的捐款，他们多数都匿名捐献，外界无从得知捐款来源。虽然捐款不是直接给予参选人，但Super PAC多数与指定参选人有关系。哪些支持共和党或特朗普，哪些支持民主党或希拉里，全部都不是秘密，人所共知。Super PAC通常将所得捐款花在广告上，尤其是铺天盖地攻击对手。

例如一个Super PAC名叫“优先美国”（Priorities USA）。它在宾夕法尼亚州豪花千万计美元，推出不少电视宣传广告，塑造特朗普支持者口出恶言的一面，强调他们经常辱骂女性。在这个摇摆州份，希拉里的竞选团队不花分毫，已经取得宣传效果。

如此所谓“独立”的政治捐款和政治宣传，是否应当不受选举条例规范？这显然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美国人将这个质疑带上法庭，告上联邦最高法院。

对于这宗名为“联合公民案”的备受关注案件，联邦最高法院最终在2010年1月裁定，民间人士或机构以各种形式，包括花钱支持自己属意的参选人，属于言论自由，是受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障，政府不能限制他们的相关开支。

奥巴马批法院裁决害民主

潘朵拉的盒子打开了，江湖从此多事。美国自此每逢选举，都有富商巨贾花大笔金钱在政治宣传之上，帮助自己的心水候选人，攻击他们的对手。总统奥巴马当年批评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会威胁民主体制，又形容是华尔街商界的一次胜利。奥巴马甚至在国情咨文中批评，有利益关系的人会无限花钱在选战之中。今年参加民主党初选的桑德斯亦说：“我毕生所见，此乃最高法院一大灾难决定。百万、亿万富翁原本已经蚕食我们的经济，此判决基本上令他们更可以大大影响我们的选举。”

联合公民案裁决公布后，第一场选举就是同年11月的参众两院改选。单在那次选举之中，Super PAC的开支已经高达9,000万美元。最后共和党赢得不少议席，部分民主党人质疑有份捐款的商贾巨企，实际上是想利用银弹，在选举后换取一系列有利他们的政策。

银弹游戏  Super PAC擡头

支持共和党的Super PAC筹钱数以亿计，民主党当然也不会甘于后人。结果这场金钱游戏也愈玩愈大。2012年奥巴马竞逐连任之时，也获得Super PAC“优先美国”的支持。在2014年的国会改选中，总共有近1,400个Super PAC运作，涉及政治捐款多达7亿美元。今年代表民主党的希拉里，同样获得“优先美国”帮助，已经筹得捐款超过8,500万；另一个Super PAC“准备希拉里”（Ready for Hillary）所得金额最少亦有1,500万美元。

正因为有Super PAC的支持，希拉里在电视广告战上，可以说是胜过特朗普“几条街”。桑德斯的忠心支持者怀疑希拉里当选后，是否真的有决心向华尔街和富商巨贾说不，原因亦在于此。

加州大学尔湾分校法律与政治学系教授哈森（Rick Hasen）指特朗普起初不倚重Super PAC：“他之前都有免费曝光率，一直说自己很富有，别人收买不来。但在大选阶段，他知道自己要认真筹款，例如向金主艾德森（Sheldon Adelson）招手。”

向来帮助共和党的Super PAC，今年未有大力协助高举反建制精英民粹旗帜的特朗普，而是集中在参议院选战上发力。在共和党的选情上，Super PAC筹得愈来愈多钱，也花得愈来愈多，以2014年国会选举为例，开支达到近4.9亿美元，比起2010年多出一倍。

选举愈小型  金钱影响愈大

民主党前总统参选人迪安（Howard Dean）说：“总统大选中，民众了解得比较清楚。但在州或低级公职上，金钱更加有破坏力，因为能够买起知名度，也可以买起组织。在地方选战中，电视宣传有时更有用—只要一个参选人够钱花，但另一个人没有的话。”这位前佛蒙特州长认为，Super PAC对总统大选已经是“影响最少”。哈森教授也同意：“最重要的选举，金钱影响最小。选举愈小型，金钱对结果的影响愈大。”不过金权政治惹人诟病，不仅是因为金钱影响选情，更重要的是官商勾结和台底交易的问题。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研究员吉伦斯（Martin Gilens）与佩奇（Benjamin Page）曾分析了在1981至2002年间逾1800项不同政策主张的数据资料，两人将个人收入位于第50个百分值（50th income percentile）的美国人的政策偏好，与位列全美最富裕一成人及主要商界游说团体的政策偏好作对比，发现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政府的政策都明显向后者倾斜。

研究结论是美国巨富精英实际主导了国家的方向，“对华府政策有巨大独立影响力，反观以普罗大众为基础的利益团体和一般公民，只有很小甚至全没独立影响力”。有评论甚至怀疑，美国民主实际是否已名存实亡，渐渐变成由富豪们主宰的寡头政治。

推翻裁决成唯一出路

争取政治改革的韦特海默（Fred Wertheimer）认为，要扭转当前美国政治的积弊，必须从选举游戏规则上做起。在Super PAC当道下，人们确实有理由质疑，到底企业和富豪们是否正变本加厉地运用金钱，去“收买”政客换取有利自己却未必有利普罗大众的政策。他直言：“投资基金经理花大笔钱在政客竞选上，而在税制上他们则享有优惠，这毫不合理。”韦特海默等人的目标是，有一天能推翻最高法院的裁决。“如果有一个新的最高法院带我们重返原位，我们就能改变制度。”韦特海默他又表示：“我们不必与联合公民案走下去。要何时才能推翻案件，我不知道。但社会前所未有的愤怒，不满现在金钱如何操纵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