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民处境|因宗教逼害留港16年 为确立难民身份—无法规划的人生
难民议题多年来争论不休,社会围绕的争拗点在于酷刑声请审核机制存漏洞,质疑被所谓“假难民”滥用,涌港打黑工、作奸犯科,政府年耗逾10亿元公帑处理难民问题,对社会构成沉重负担;但亦有声音反映香港作为国际社会一员,以人道立场保护寻求庇护者是应尽的责任。
在争议声中在港生活约1.5万名免遣反声请者,有些人有乡归不得,在原居国因政治、战争、宗教、性倾向等原因受迫害,逃来香港寻求庇护,成功的话可获安排至第三国家,香港从来只是一个中途站。他们为渺茫的1%声请确立的机会,耗上十年时光,期间不能工作,靠着微薄的津贴过活,周旋于复杂的法律程序和无了期的等待,人生从此无法做长远规划。现行机制是否能让这些真正有移居需要、在港飘泊的难民得到公平机会,开展新生活?一个滞港16年的真实案例,也许能让社会对此有更多了解。
来自巴基斯坦的Tom(化名),在穆斯林主导的国家成长,但因信奉基督教,成为国内宗教少数派。他因组建教堂、组织祈祷活动,受到宗教迫害,只能忍痛与家人分离,只身来港寻求庇护,成为免遣反声请者。
不过港府没有签署《难民公约》,没责任收留难民,但因签署《禁止酷刑公约》,也不能将任何人送回可能使该人遭受酷刑的国家,所以政府不会视这类人为“难民”,只统称为“免遣返声请者”。以往香港实行“双轨审核机制”,联合国难民署处理“寻求政治庇护”申请与审核难民资格;入境处则处理“酷刑声请”及遣返程序 。直至2014年,港府因应法庭裁决推行“统一审核机制”,由入境处统一处理免遣返声请;个案成立则转交联合国难民署安排移居至第三国家。对声请者而言,香港只是一个中途站。
天热无钱开冷气 公园闲逛好乘凉
而能够确立声请,从中途站到达第三国家的机会只有仅仅1%,99%人终究要遣返原居地。Tom为渺茫的1%成功率在港等候16年,由焕发中年步向衰老。这些年来,他碍于法例规定不能工作,每月仅靠约3000元津贴应付食住,只能住㓥房、悭饮悭食,平日在楼下公园做健身运动和闲逛打发时间,或与朋友聊天度日。有时他也想留在家中,奈何顶层㓥房斗室狭窄,暑天抵不过炎热,还是落街乘凉好,可节省电费。
妻儿远隔千里 手机屏幕见证孩子长大
不过再穷也要支付每月100元的电话卡费,多年来他靠小小的手机屏幕与千里之外的3名孩子视像通话,这是他与故乡唯一的连系,唯一传递父爱的方法。他离乡时孩子牙牙学语,如今已是高中生,Tom在香港想像著孩子已长得高大,但亲子相处的时光再也追不回来,他不禁泣道:“我不能如其他父母宠爱我的孩子。”
漫长等待,虚度光阴,再周旋于法律程序,是Tom的生活日常。他已习惯人生无法做长远规划,生活唯一的规律是定期到入境处青山湾入境事务中心报到。自2022年12月入境处更新遣送政策,如高等法院拒绝声请者的司法覆核许可,即使他们再上诉,入境处亦有权随时将他们遣返,Tom正陷入这种困局,每次报到前忧心不已。
面对政策收紧 声请者的抉择﹕回乡、留港
一直支援声请者的慈善机构“希望枝子”项目经理Niki表示,政策更新后声请者需要报到的次数有所增加,对声请者群体带来巨大的压力,报到前份外紧张。而当局何时动用权力遣返,谁都说不准。Niki续指,倘若被遣返者原居地的逼害风险尚未消除,恐有生命危险。Tom直言,过往曾听闻有人回乡后被杀害。
不过也有人不愿再虚度光阴,或不想日日担心何时被入境处遣返,反而选择撤销声请,至少可以自己掌控回乡的时间。当中有人在港逗留数载,家乡局势已有缓和,回乡不再是不可能的事。Niki指,如声请者选择离开,机构会尝试为他们联络当地组织及提供支援。
而没能回乡的声请者如Tom,只能继续留港,他们的存在要么无人关心,要么备受批评,相当两极。社会有声音指控审核程序遭滥用,有人假借寻求庇护,实际来港做黑工,甚至捞偏揾快钱,令所有声请者都被贴上“假难民”、“南亚兵团”、“治安毒瘤”的负面标签,有时连在港同乡也看不起。
生活苦困违法揾钱 有声请者叹现实逼人
无可否认,确实有声请者在港触犯法例。翻查资料,2024年首6个月香港整体被捕人士为5,693人,当中持“行街纸”的被捕人数为462,占8.1%。但数字表象的背后,是否所有犯罪的声请者的所作所为都情理难容?安分守己、遵从法规的声请者,又应如何自处?
其实声请者犯法,政府仍须按符合法庭要求的高度公平标准的程序,审核有关声请,但即使声请获确立,案底亦可能会影响安置第三国。奈何是现实逼人,3000元津贴不足以维生。十年前Tom与其他声请者曾抗议,控诉ISS提供的食物质素参差,而十年间物价至少跃升两成,但他们获得的津贴分毫不加。Tom举例说普通市民在外用餐至少约50元,他每日只能用40元,不禁激动得用广东话说:“40蚊都唔够呀!唔够钱,三餐!40蚊!真系!”
这样的生活条件下,Tom坦言有声请者会做黑工,甚至有人盗窃、贩毒。Niki也认同津贴有限,有人铤而走险赚取生活费,例如去送外卖等,他明白这种情况一直存在,但不鼓励声请者打黑工,机构只能尽力提供资源和协助,以及重申犯法的后果。
转眼16年,岁月如梭,Tom的人生却停滞不前。“请替我们想想,18年、15年、16年......”访谈间,他多次重复这句说话。一些真正受迫害的声请者,依赖微薄津贴,茫然等待不知何时才会到来的结果,香港社会对此有无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