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报社论】疲弊一年送别子鼠　辛丑垦荒牛气冲天

庚子鼠年终于就要过去，迎来辛丑牛年。中国文化中，鼠和牛的形象截然不同：前者胆小怕事、畏首畏尾；后者埋头苦干、任劳任怨，更具有开拓进取精神，所以有“开荒牛”之称。在新一年，香港除了希望能早日告别新冠疫情，政府又是否愿意正视疫情暴露的社会问题和各种矛盾冲突，再当一回开荒牛，创一片新天地？

鼠年的香港既未摆脱反修例运动的政治余波，更碰上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民生问题暴露得一清二楚—㓥房不适切的居住环境、无薪假变得普遍、失业成为许多打工仔的噩梦……这不只源于政府后知后觉，防疫措施不够果断，更在于官员对社会治理的理解不足。例如在岁晚疫情较为严重的佐敦，政府没有洞悉旧楼环境和人口组成的特殊性，低估了防疫的复杂程度。

疫情引出的诸多问题背后，是更为严重且长期未能解决的结构性问题。佐敦爆疫下住房环境引发的公共卫生问题，其根本就是香港人的住屋难题。这必然不能仅靠加强检测来解决，而需要政府在未来落实增加公营房屋，让人人都有适宜居所，如此才能避免因居住环境恶劣所引发的公共卫生危机。又如香港经济重创，固然有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但本质是香港的产业结构脆弱单一，让许多行业不堪一击。政府的财政补助能缓解部份企业和行业的燃眉之急，但长远而言，只能透过调整产业政策与产业资源分配，才能帮助香港建立更多元、稳健的发展空间。

由此可见，政府“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并不能长远解决疫情及其连带的诸多问题。官员缺乏问题导向意识，不习惯思考问题成因，遑论提出解决方案。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政府不仅要敢于用药，即提升管治行动力，更要学会断症，即通过问题的表象，看到结构本质。

以严峻的房屋问题为例，过往一年，政府只收回了24公顷土地，难言积极。占地172公顷的粉岭高尔夫球场获得“放生”，让本可兴建三万公营单位的土地只能兴建约4,600个公营单位，承诺收回的32公顷在去年亦获续租三年。政府知道香港房屋问题的紧迫，也知道可采用的解决方法，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只有践行社会公义　始能享有真正自由

或许在讨论如何断症和下药之前，我们更应问问政府，它到底如何理解自己的角色与职责？农历新年是重温中国人传统智慧的契机。“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礼记》描绘了一个帮扶弱势、人民有所保障的美好社会，但令人惊讶的是，香港政府似乎没有这个意识，甚至对疫情暴露出来的社会不公也视若无睹。比如住在渠管残旧的唐楼，可能比住在光鲜豪宅更易感染病毒；从事地盘、餐饮、清洁等基层工作的工友，比能够在家工作的白领更大机会受感染。眼下无论是疫情问题，还是更为核心的房屋和经济结构问题等，政府都有责任作出调整，“二次分配”是绕不开的途径。 然而，官员一直接受“政府不要管那么多”的旧思维束缚，至今仍抗拒促进资源公平分配。

政府惯用的理由是“自由”。香港有“自由港”美誉，连续十九年被评为最自由经济体。也因此，政府常以过度干预会损害香港“自由港”地位为由，对实行各种财富资源再分配的政策诸多推搪，比如更公平的税制、设立标准工时规管等。然而，这样的香港真的自由吗？在疫情缠绕的这一年，基层小孩无法自由地利用电子工具网上学习，父母无法自由地避过疫情下外出工作的风险，家庭无法自由地通过努力打破跨代贫穷的宿命，甚至逾20万的㓥房住户或许连在家伸展身体的自由都没有。

自由本应是人人享有的人权，在香港却似乎变成了一种特权。原因在于政府维护的只是市场自由，任由市场凌驾于人之上，甚至侵害其他自由。它显然忘记了“自由”是众数而不是单数！只强调市场自由的楼市势必会在嗜利资本的自由发展下愈来愈畸形，最终贫富不只会决定住屋面积的大小和舒适程度，更会把基层挤到三无大厦和㓥房，酿成影响健康公平、公共卫生的根本问题。同样，“小政府、大市场”的市场自由迷思，也势必带来穷人的教育不自由、医疗不自由等，造成各种不公不义，最终令香港人得不到真正的自由。

所以，政府的积极有为不是“干预”市场自由，社会福利也不是在“劫富济贫”，而是透过更公平地分配资源，让人民能享有更平等的自由。政府在跨越年关之前宣布将最低工资维持在每小时37.5元的水平，官员大概以为这只是一道数学题，而不知道这是涉及何为社会公义的大哉问。香港的GDP在国际上名列前茅，但若然是建立在对基层权益与自由的剥削，再华丽的数字又有何意义？更何况最近两年住户每月入息中位数升幅10.4%，最低工资的升幅明显跑输劳动市场，官员连数学题也不合格。美国政府正寻求把最低工资倍增至15美元（约116港元），这当然不是因为别人的数学比我们好，而是新任总统拜登知道工资关乎社会公义，影响人民能否享有平等的生活尊严。

告别“新三民主义”　命运掌在港人手中

过去一年，政府官员不管是暂停开征一手楼空置税，或是多番拒绝设立失业援助金，一时拿出教条式的理论或看似高深的数据，一时推说是反对声音在阻碍施政。特首林郑月娥上周四（2月4日）提出制订㓥房租务管制、加强旧式楼宇消防安全等五项立法建议时，便声称若非立法会大致回复正常，官员也难以提出“大胆但有益社会的建议”。但这无疑是诿过于人，因为泛民即使多生事端，也从未反对政府增建公屋、取缔㓥房、推动产业改革。香港未能成为一个公平正义的城市，问题从来都在政府的固执与高傲，没有了解市民真实的生活困难。林郑去年12月底还表示香港在《港区国安法》实施后已恢复稳定，现在是最佳投资时机，似乎以为达致稳定的方程式就是那么简单，而没有看到导致政治不稳的社会经济结构仍未改变，香港即使表面上有所复元，但市民仍然生活在焦虑当中，年轻人依旧浮躁。

庚子鼠年不易，甚至有不少人谈论“新三民主义”—即香港人只能选择做暴民、顺民或移民。“新三民主义”当然有开玩笑的意味，但它是一个让人笑不出来的玩笑。试问若有选择自由，谁会希望做暴民或“顺民”，或者舍弃生于斯长于斯的家，远走他方？想否极泰来，有些人会在农历新年算命，有些人会为香港求签问卜，但香港的命运其实没有写在墙上，而是掌握在每一个香港人的手中。辛丑牛年，香港有一百个理由继续消沉：政治斗争的余波、未见曙光的疫情、中美之间的角力⋯⋯但同样也有一百个理由转危为安：对“一国两制”的坚持、推动公平正义的共识、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的经济契机。

特首的五项立法建议若然只是一个起点，并能够尽快透过收回土地及重新规划，彻底解决居住难题，借着增加就业机会及再分配资源，从根本赋权基层市民，那么，《礼记》中的美好愿景绝非遥不可及。两星期后发表的《财政预算案》若能改革税制，开拓财源，敢于投放资源支撑社会经济改革，香港的前途是无可限量的。只要不做遇事畏缩的鼠辈，而做敢于革新的开荒牛，新一年的香港必然可以“牛气冲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