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报社论】产业结构不改革　全民共享从何谈起

旷日持久的反修例示威，揭示香港深层次结构矛盾严峻、既得利益势力横行的问题。到了这个地步，即使最冥顽不灵的人亦明白香港亟须改革。特首林郑月娥最近终于放下身段，除了宣布“撤回”修例草案，还愿意落区接触市民，做法可取，但毕竟治标不治本，关键还是直面深层次结构矛盾，拿出釜底抽薪的政治魄力，推动社会与经济改革，从而建立全民共享经济成果的社会。在上期社论中，我们批判了香港的住屋困局，指出本地“分配结构”严重失衡。其实在这个号称“全民就业”的国际大都会，“产业结构”严重过时，同样是经济千疮百孔的主因。产业单一化的严重性人所共知，政府早已意识到问题，并对其恶果有所警惕。可惜的是，官员对何谓产业不甚了了，以至于迟迟未能制订清晰的产业发展政策，打破僵化的经济结构。

本港经济由金融与地产相关领域垄断，资本和资产拥有者的既得利益稳固，从事“低端”服务业、深受地产霸权剥削的打工仔则往往“手停口停”，他们的困局在示威不绝的当下更显而易见。单以旅游业为例，8月首半个月访港旅客人次同比跌三成，8月尾甚至大跌45%，这个领域的企业已经开始停薪甚至裁员，一些小型公司甚至直接倒闭，鉴于第三季可能出现经济衰退，相信情况更雪上加霜。

反修例示威是偶发的，既得利益却是结构性的。管治精英通过社会动乱才得以认识香港经济结构荒谬的一面，实属悲哀。但所谓“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如果港府在汲取今次教训后，下定决心撼动既得利益结构，令备受忽视的基层劳动者成为既得利益群体一部份，未尝不是香港之福。反之，当局若继续蹉跎，下次社会矛盾爆发时就可能不会单纯以街头冲突的形式呈现。

地产霸权垄断经济“低端”从业员遭殃

香港产业结构确实非常畸形，近年情况更是不断恶化。根据官方数据，单在2017年，金融及保险、地产相关行业分别占本地生产总值（GDP）19%和20.4%；反观零售、餐饮、住宿服务业仅占3.2%、2.2%和1.1%。不难看出，相当多的财富早已流入金融资产领域，而地产霸权则稳如磐石，未被撼动。

更能反映结构困局的数据是，金融及保险业虽只养活了6%就业人口，但从业员在2018年的工资中位数达2.7万元，平均薪金从1999年至今累积增长达161%；相比之下，虽然零售、餐饮及住宿服务行业养活15%就业人口，但工资中位数仅仅稍高于1.3万元，不及金融业的一半，同期平均薪金增幅亦不及金融及保险业的50%。

再参考通胀数据，1999年首季至2019年首季的通胀率为31.7%。尽管大部份行业工资增幅稍稍“跑赢”通胀，但远远比不上楼价的升幅，根据差饷物业估价署统计，1999年至今，本港住宅价格升了几乎三倍，私楼租金指数增幅也接近一倍。

香港人均GDP高于德国、法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看似相当风光，但真相并非如此。对一般打工仔而言，GDP数据根本没有意义，真正有意义是入息是否增加、是否有能力买楼，或者支付租金。但上述数据证明，即使工资有所增加，也会被高昂租金和楼价挤压。

作个不太贴切但也可见微知著的类比，外来家庭佣工每月领取4,520元的剥削性工资，由于与雇主同住，毋须缴交住宿和膳食费用，她们普遍把绝大部份收入寄回家乡，让家人过上相对舒适的生活，雇用她们的万千雇主不乏中产阶层，收入是外佣的数倍，却难以在香港这座繁华的城市安稳生活，个中关键正是高昂的生活成本使他们疲于奔命。

可惜的是，港府一直以“最自由经济体”的称号为荣，没有意识到应该撼动地产霸权这个最大既得利益集团，并就产业政策主动进行规划。在这种情况下，香港迟迟无法摆脱经济结构高度单一的困局，扼杀经济创新空间，亦使社会财富分配日益两极化，加剧贫富悬殊。

“派钱”治标不治本降生活成本更可取

毫无疑问，受到今次反修例风暴影响，“低端”行业必然大受打击。不少雇主已要求员工放无薪假，甚至不排除裁员。有见及此，自由党早前就新一份《施政报告》向林郑月娥提出建议，要求政府向全港市民派发一万元现金补助，认为可以带动消费，以及让市民“舒舒气”。我们曾多次批评，“派钱”看似慷慨，实际上却是治标不治本，甚至会麻痺市民，令他们看不到香港经济困局的真正成因。

平情而论，“派钱”这种短期措施可助解燃眉之急，但起不到根本作用。若要帮助最弱势的劳动者，当局应该用这些资源，启动对“分配结构”和“产业结构”的改革，而两者都与“地”密不相分。所谓“分配结构”改革，是指协助市民从高昂的生活成本中“解放”出来。具体而言，政府理应重拾土地和住屋政策主导权，透过《收回土地条例》收回闲置土地，广建高品质公屋，辅以住宅租金管制、空置税、资产增值税，全面回购港铁，推动“两元搭地铁”等措施，彻底改变土地资源分配结构，纾缓市民的生活压力。倘若这些政策落实到位，即使“低端”服务业从业员的工资不变，但可支配收入明显增加，生活品质自然有所提升。

长远而言，香港理应勤练“内功”，一方面巩固并加强现有优势产业，创造更多高收入职位及进行税制改革，充实库房，同时以充裕财政资源为后盾，大胆规划多元产业发展。产业多元化的要义，在于避免经济空心化。一个地方的经济结构若缺乏实体产业支撑，终究难以长期健康运行。香港如今正深受其害——金融与地产造就众多超级富豪，整体经济结构却日渐脱实入虚，以致字面上的经济增长与普罗大众的生活没有连系。

产业改革需魄力政府不应再怠懒

谈及实体经济，最基本概念当属工业。“香港制造”曾闻名国际，但随着工业北移，本港制造业产出由1980年占GDP近24%，跌至2016年约1%。鉴于香港产业高度单一化、空心化的问题陆续浮现，加上2008年金融海啸突显实体经济疲弱带来的弊端，港府遂在2015年11月成立创新及科技局，并以推动“再工业化”为其中一个目标。推动“再工业化”，用意在于避免地产霸权继续把持经济命脉，为包括从事“低端”产业的市民提供更多选择。

事实上，香港有不俗的“家底”，研发能力亦相当优秀，问题是缺乏工业体系支撑，因此难以将研究成果产业化。我们要质问政府，为什么它有魄力为迪士尼乐园、数码港开辟土地，但却没有魄力为建立工业体系而觅地？显然，这并非土地不足的问题，而是港府官员认知滞后、思维固化的问题。

必须指出，制订产业政策绝不仅仅狭隘地等同于重振工业，社会运作中不少环节同时也是经济活动，在满足本地需求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打造成能带来可观经济创收及高增值职位的产业，教育与医疗就是为人熟知的其中两个领域。香港在这两个领域均属地区乃至国际上认可的“优质品牌”，就产业发展而言极具竞争力，当然，前提是理顺服务本地居民的“公营”服务与面向全球的服务“产业”，各自如何有效运作，政府在当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港府官员习惯了“大市场、小政府”思维，不愿也不敢在经济治理上担当“主导者”，结果是经济发展动能严重不足，经济结构高度单一。新加坡和深圳的经验证明，只要政府对自己的职责有正确认识，主动扛起推动产业改革的重任，未尝不能为经济发展提供新动能，令社会面貌焕然一新。港府应当提出具体政策，协助各行各业调整，推陈出新。在过程中，原有利益结构肯定会对新兴产业发展构成制约，当局因此必须通过基建支援、租金减免等举措，减少地产霸权造成的羁绊，为新兴产业提供发展空间。与此同时，针对经济转型的过渡阶段，打工仔可能面对收入持续低迷的情况，当局必须主动介入，通过增加公屋供应、“两蚊搭地铁”等措施，降低生活成本，避免民众因改革期间出现阵痛，要求政府停止改革。

香港蹉跎了足足二十二年，改革应即时进入“执行时间”了。改变始于认知，政府不应再死抱落伍的“小政府、大市场”思维，而应该展现魄力，认清自己在经济治理上的引领作用，主动制订产业发展策略和财富分配策略。若非如此，深层次结构矛盾势必无法克服，香港亦将继续在原有的怪圈中空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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