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报社论】维园烛光不灭　更思六四承传

28年来，维园都会在6月4日晚燃点起一片烛海，以点点星火悼念发生在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前的悲剧，它已经成为香港社会的集体记忆。但是，走到第28个年头的悼念活动，六四事件却仍然未得到平反，一些香港人不禁提出一个疑问：到底再坚持下去的意义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有人尝试从数字中寻找答案，不断计算每年出席悼念活动人数的升升跌跌，数算着悼念活动的“效益”。但这种想法，显然是对错焦，因为悼念活动本身不是一项“业务”、出席人数的多少更不是其“业绩”。

事实上，六四悼念集会的参与人数，受多项因素影响。例如过往较多人出席的，往往都是五周年、十周年的年份，突显了中国人“逢五逢十为大”的传统。至于在“逢五逢十”年份之外，六四悼念晚会有多少人出席，就要端视当时的社会气氛。如2012年的23周年悼念晚会，出席人数多达18万人，平了历史最高纪录，或多或少因为当年有香港的电视台播出了民运人士李旺阳的访问，加上当时梁振英快将接任特首，他多年来对六四事件的态度变化，激起了不少港人的愤慨，且公众对于梁振英会如何带领香港惴惴不安，在多重的政治、社会因素叠加之下，当年的晚会便成为港人不满、不安情绪的一个汇聚点。

而最近两三年，参与六四悼念活动的人数又再出现下滑。发生这个状况，相信是因为香港政局经历了几年的风雨，很多港人已对政治感到疲劳。无论是港独势力急速冒起、又因“宣誓风波”迅速消散；特首选战中曾俊华被市民寄予厚望，但选举过程与结果却是“行礼如仪”；更关键是“斗争”到最后一刻的梁振英，也快要成为过去式。对香港社会来说，经历政治大起大落、当下没有什么迫切政治议题之下，不少人都希望“休养生息”，暂不将心思消耗在参与政治活动，尤其今年也不是六四“逢五逢十”的年份，对参与悼念活动的热中程度自然大打折扣。

六四悼念活动出席人数的多寡，其实不是一个关键的议题。更值得反思的是，香港人年复年地悼念六四，每年在同一个地点、一如既往地燃点烛光、唱着同样的民运歌曲、叫喊着相同的口号，悼念形式“不变”，但要承传六四薪火，就不得不思考这28年来的“变”。

说到六四悼念活动，不少香港人会即时想到“平反六四”。但亦有人认为，这个口号叫了28年，至今仍然未见具体成果，再争取下去还有意义吗？然而，香港人为此锲而不舍地争取了28年，本身就已经是一项成就，有着“悼念六四”的独特意义。或许有一些人会认为，这种说法有点“阿Q精神”。但是，香港本来就是生活节奏急速、善于“遗忘”的城市，别说是28年前的陈年往事，就算是28天前的新闻，相信也没有多少人记得。而且，香港更有不少亲北京的传统左派、建制派中人，千方百计要令香港人淡忘“平反六四”的诉求，但每年6月4日照亮维园的点点烛光，在在说明在时间的无情冲刷、政治力量的大力涂抹之下，“善忘”的香港人仍然没有忘记，反而自发地、团结地，一年又一年以成千上万的烛光，守护着这个共同的记忆与诉求。香港人的这种坚持，就真的一点意义也没有吗？

而且，香港人连续28年，在位处中国南方边陲的这片土地上呐喊着“平反六四”，也是在不断提醒着中国的领导者：六四事件所造成的政治伤口，28年来都没有愈合、仍然不时隐隐作痛。任凭内地的“强力部门”无所不用其极地试图抹去六四事件的印记、不断淡化内地民众对六四的记忆，借此令事件不断丢淡，直至将之完全脱离大众的视野，但香港仍每年有人以点点烛光，提醒六四事件的悲剧是确确实实发生过，中共仍然欠当年的死难者与其家属一个交代，只有中共愿意谦卑地承认当年的缺失、磊落地承担起当年的责任，这个心结才有望化解。

事实上，中共对六四的处理亦发生变化，例如1989年《人民日报》的“四・二六社论”将学运定性为“动乱”的论调，已不复见，取而代之的是较中性地形容为“政治风波”。以至最近有消息传出，内地民政部曾接触“天安门母亲”丁子霖，讨论赔偿问题，或许有人认为这是中共的分化手段，但既然当局愿意赔偿，已经反映中共默认在六四事件存在过失。

由此观之，香港人28年来坚持要“平反六四”，并不是毫无意义，而是背负着一个历史和民族的使命，特别是当内地仍视六四议题为说不得的政治禁忌、由一般民众到中共当局，都对此讳莫如深的时候，受到“一国两制”所保障的香港人，本来就较内地民众有更得天独厚的条件，以是其是、非其非的态度，就着六四事件向中共敢言直谏，指出中共的失误，并敦促其纠正过错，若香港人不扛起这个使命，继续持之以恒地、甚至执着地要求“平反六四”，这个任务又有谁可以担得起？

除了“平反六四”之外，在六四悼念活动中叫得最嘹亮的口号，可说是“结束一党专政”，这个口号虽然呼叫了28年，但这真的是当年在天安门广场上付出自己青春，甚至不惜献出生命的年轻学生所追求的“初衷”吗？天安门的学运是一场民主运动，但追求民主可说是一种手段，学生真正追求的目标，是令人民活得更好、国家更富强，特别是在那个刚走出文革乱局不久、经济社会百废待举的时空里，学生与知识份子对国家的贫穷落后、官场腐败成风、官倒横行感到莫名悲愤，而当时奉行民主的西方发达国家，就成为不少知识份子所仰慕、学习的对象，认为只要中国从政治体制上亦进行西方式的民主改革，中国才有望摆脱一穷二白的窘境。

就在1989年的5月13日，一群学生发起绝食，他们以生命所撰写的绝食宣言中曾说：“我们不想死，我们想好好地学习，中国还是这样的贫穷，我们似乎没有权利留下中国就这样去死──死亡绝不是我们的追求！但是，如果一个人的死，或一些人的死，能够使更多的人活得更好，能够使中国繁荣昌盛，我们就没有权利去偷生！”当年学生的血泪控诉，换来中共当权者的无情镇压，以至中共在政治改革上更加保守的取态。但是，天安门学生所期盼的愿景──国家摆脱贫穷、人民活得更好、中国繁荣昌盛，以至反腐败，却实实在在地由中共以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逐渐实现了。

从任何一个标准看，中共今天在政治上不足以被称为“民主”，甚至依然属于“专制”国家队列，但六四事件之后的28年，中国的确在中共领导之下，发生了明显改变。就如六四之后，中共曾着手处理官员腐败问题，包括针对制度缺陷进行改革，可惜未竟全功，甚至在十多年之后腐败问题更加严重。惟习近平接任中共总书记后严厉肃贪，不但一些明目张胆的贪腐行为得到遏止，无数高官落马，更打破“刑不上常委”的政治潜规则，起诉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成为反腐败的重要里程碑。当年天安门学生提出的反腐诉求，对中国的变革至今仍起着积极作用。

在六四事件之后的28年来，不少东欧、中东、北非等国家的政治转型过程中，每每因操之过急，出现的往往不是更加民主开明的政府、更加快乐富足的人民生活，而是无日无之的斗争甚至内战。中共的政治改革虽然缓慢，但假如当年天安门学生看到的除了西方先进国家的成功案例，同时也看到如“阿拉伯之春”等惨痛的失败教训，以至近年一些西方民主国家所经历的政经折腾，不惜献出生命也盼国家繁荣富强的学生们，又会作何想法？

因此，六四事件28周年的悼念活动或许平淡，但背后却有更大的问题需要深入地思考：香港人在坚持“平反六四”诉求、追寻公义的同时，应如何看待28年来亦不断变化的中共？28年不是一个短的时间，这段期间中国内地的变化可说是翻天覆地，面对这种深刻变化，悼念六四的内涵还应局限在教条的口号吗？六四到底要承传什么、为何而承传，正正是谈论六四如何“薪火相传”的必答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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