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香港需要一场改革大辩论
中国的改革开放经历了多次“思想解放”，每一次都是在激烈论辩中汇集政治意志，推动改革开放向前迈出新的步伐。之所以需要不断解放思想，是因为改革本质上是全面而深刻地变革社会经济结构，过程中触及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不可避免撼动原本拥有政治经济影响力的既得利益阶层，也会冲击许多积重难返的落后观念。尽管社会上要求变革的呼声日益高涨，但要使改革真正克服重重阻力并有效推进，就必须在思想观念上达成广泛共识。
关于改革开放，“摸着石头过河”常被引述为邓小平的名言，其实这位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从未公开说过此话，然而它确实深刻地反映了他对改革的基本立场。邓小平曾强调“改革开放是一场伟大的试验”，他的诸多观点，如“不管白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都在说明改革是一个通过不断试验、总结经验再逐步推广的过程。邓小平自己总结道：“我们确定的原则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所谓胆子要大，即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所谓步子要稳，即一旦发现问题，立即进行调整和改进。”
我们确定的原则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所谓胆子要大，即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所谓步子要稳，即一旦发现问题，立即进行调整和改进。
“胆大步稳”是激进还是渐进？
“胆子要大”与“步子要稳”分别指向改革意识与推行方法两个层面。近来，改革在香港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议题，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新发表的施政报告中，破天荒以“改革求变 由治及兴”作为开篇，明确指出“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他同时又强调“牢记改革的必要性，亦谨记不是为改而改，不能破坏原有的成功基因元素”，这表明他高度重视改革的方法，隐约呼应了改革步子要稳的态度。这一观点也反映了当今香港社会对改革的普遍看法，不少论者谈论香港应如何改革时，便不约而同指出香港需要的是渐进式改革，不能过于激进。
改革当然不能冒进，但改革在精神层面着力于突破常规，用新发展思路与举措解决社会痼疾，强调敢为天下先，这样的思想不可谓不激进。邓小平当年提出“解放思想”，矛头直接指向毛泽东指定接班人华国锋主张的“两个凡是”，作这个政治判断不只是“胆子要大”，而是“大得很”，但邓小平深知国家已走到必须破除这种教条主义枷锁的存亡时刻，也清醒地感受到了社会主流的求变呼声。1978年12月13日，他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为题的讲话，这个标题的排列顺序不可更动，正如邓小平自己所言，“首先是解放思想”。唯有摒弃固有思维模式的桎梏，才能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切实推动改革进程。
香港的利益固化藩篱怎样破除？
香港推动改革同样需要解放思想。香港改革的必要性建基于利益固化的严峻现实，这种固化现象不仅显现在经济领域，也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严重地束缚了香港社会的公平与持续发展。国家主席习近平早已明确指出香港需要破除利益固化藩篱与破解经济社会的深层次矛盾。香港要解放思想，首先便要搞清楚香港的利益固化体现在哪里？经济社会的深层次矛盾有哪些？如何破除？怎样破解？
或许是“藩篱”和“矛盾”在香港的语境里太抽象，即使香港迈出了改革的步伐，习主席给出的两个命题却仍未引起严肃的讨论。空洞地谈论改革确实很容易使改革陷入形式主义的误区，但若对改革本质缺乏深刻的认识，同样可能掉入有改革之名却没有改革之实的陷阱。
在实际政策领域，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于2021年提出“告别㓥房”是中央迄今对香港最具体的改革要求，对此，特区政府先是制订“简约公屋”政策，又在最新施政报告提出立法制订“简朴房”制度以规范分间单位房屋出租市场。对居住在恶劣环境的市民来说，这些政策也许让他们看到了早日改善居住环境的希望，但政府官员自己也承认，㓥房问题不可能透过改名来解决。隐藏在㓥房背后的是什么利益藩篱，仍待辨清。
上海为何能用十年解决住房问题？
土地与住屋问题是香港深层次结构矛盾的征结，㓥房只是冰山一角。就以居住条件而言，政府还许下了让市民“住大啲、住好啲”的承诺，这涉及比处理㓥房更复杂的土地开发与使用问题，而当局迄今未就此给出明确愿景。相比之下，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1980年代末出任上海市长后，作出了“十年内基本解决上海人民住房问题”的豪言。1990年上海人均居住面积约6.6平方米，相当于香港现在许多㓥房的大小，当年香港人均居住面积136呎 (约12.6平方米)；到2000年，上海人均居住面积已倍升至约15平方米，如今更达到32平方米，比1990年增加了近四倍。
总理的豪言早已兑现，而香港现在官方的人均居住面积仍然只有16平方米，比三十年前增加了不到三成。显而易见，缺乏明确目标的“渐进”，也可能异化成“停滞不前”的风险，从而延误改革的进程与成效。
我看没有哪一次改革像这次房改这样深入人心，吸引了这么多的群众参加讨论。这给了我们一个启示：深化改革要走群众路线，群众拥护改革，改革就能够成功。
邓小平在那次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实际上为随后举行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了主题，他表明，只有思想解放了，才能“正确地改革那些不适应生产力迅速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并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这一论述深刻揭示了思想解放对于推动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如何将改革理念转化为系统性的战略规划，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及香港本土实际情况中推进，也是香港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