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大辩论｜内地革命和改革给香港的启示

行政长官李家超10月16日公布任内第三份《施政报告》，主题为“齐改革同发展 惠民生建未来”，9章228段3万余字。港澳办次日发表评论文章，认为这份报告40余次提及改革，贯穿改革精神，展现出特区政府革新求变的决心和魄力，也体现出以民为本的真挚情怀和事不避难的责任担当。

从内地视角看，今次《施政报告》有三个直观感受：

其一，报告在宏观论述上很有内地全会报告的色彩，比如第一部分“改革求变 由治及兴”和第二部分“‘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强化政府治理体系”，在谈到施政理念时强调“以市民为中心”、“以经济建设为主轴”、“凝聚资源精准扶贫”等。

其二，在改革认识论和方法论上也参照内地，比如在改革理念部分提到，“改革过程中，要判断哪些要由零建立，哪些要动手术拨乱反正，哪些要固本培元”，“改革时要注重系统观念，把握好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宏观和微观等的关系”，“不能盲目照抄”、“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具体到方法论，则沿袭内地做法成立了数个委员会和工作组，包括“教育、科技和人才委员会”、“发展低空经济工作组”、“发展旅游热点工作组”、“促进银发经济工作组”。

其三，《施政报告》涵盖了香港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金融、航运、贸易、创科、医疗、数字经济、房屋、人才、文化、体育、旅游、渔农业、劳工、低碳经济等，从中也可以看出特区政府确实很努力很用心，但通观整份报告却很难分清主次先后，哪些是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哪些是次要矛盾，报告并没有理得很清楚。

顶层设计与社会期望值赛跑

特区政府《施政报告》沿袭内地表述和做法无可厚非，李家超在报告中也说改革时“可借鉴其他地方的成功经验”，不过从毛泽东的革命到邓小平的改革，再到今天的全面深化改革，内地的改革经验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因应于现实需求在不断调试，邓小平的说法是“摸着石头过河”。换言之，特区政府沿袭内地的表述和做法之外，更关键的是不断回到特定的历史和社会情境中，去理解内地改革的顶层设计是如何不断与社会期望值赛跑，并一步步成为社会普遍共识进而推动中国崛起的。

在毛泽东时代，为何组织力量远远逊色于国民党的共产党可以最终赢得内战胜利并完成建国？最主要的原因是毛泽东带领的中国共产党精准把脉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毛泽东看来，不解决当时农民关切的问题，革命不可能成功。这样的对中国社会矛盾的洞察，得益于毛泽东在湖南各地32天的实地考察，后来形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报告认为“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且旗帜鲜明指出“所有各种反对农民运动的议论，都必须迅速矫正。革命当局对农民运动的各种错误处置，必须迅速变更。”这也为随后到来的“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奠定了基础。

有了广大农村和农民作为基础和依靠力量，共产党不仅在国民党的“围剿”中存活下来，面对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也以“小米加步枪” 打赢了这场持久战。具体到毛泽东，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基于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精准把握，创造性地制定和实施符合中国革命特点的战略策略，最终于遵义会议确定了核心地位。

解放思想凝聚社会共识

到了邓小平时代，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在反右运动、大跃进、四清运动、文革十年之后成为改变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呼应了社会大众的普遍诉求。邓小平看清了中国社会面临的严峻形势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和矛盾，他毅然决然地把中国人民的目光引向经济建设，引向对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发展才是硬道理，而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做无谓的争论。他相信，只有暂时放下是非恩怨，靠时间、靠生产发展、靠人民生活的改善，才能医治国家创痛，抚慰人心，中国才能在历史的转折关头避免颠覆性错误，也才能一步步与国际社会接轨成长为名副其实的大国。

在改革的过程中，邓小平率先启动真理标准大讨论和召开全国科学大会，在邓小平看来，不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不进行一场实事求是思想解放大辩论，不抓科学不抓教育，不仅改革开放本身无法推动，四个现代化也没有希望。经由真理标准大讨论和全国科学大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成为社会普遍共识，在文革中被扫入垃圾堆的科学技术也重新确定为第一生产力，中国社会也重新开始凝聚共识团结一致向前看。

为了保证改革积极稳妥推进，邓小平从一开始就采取了“两点论”而非单向度，“摸石头过河”而非“一揽子计划”的策略，当改革遇到阻力时，邓小平直接喊话“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谁不改革谁下台”。具体来说，中国必须改变过去的旧政策、旧思路，走一条全面改革开放的新路；改革开放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在四项基本原则的框架内进行；实践第一，从问题出发，靠问题推动改革开放。这既是邓小平改革最终成功的关键，也是中国区别于苏联命运的关键。

再看今天习近平推动的全面深化改革，同样是基于对社会主要矛盾的研判，十九大报告提出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如何打破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推动高质量发展，就需要新政策、新思路，但从邓小平到习近平，改革的总逻辑并没有变，那就是“该改的、能改的我们坚决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

就此也可以理解，为何习近平在香港回归25周年提出“四点希望”，并示意香港积极稳妥推进改革，破除利益固化藩篱。因为基于内地的革命和改革经验，香港回归25年以来，尤其经历过2003年七一大游行、占中运动、旺角骚乱、修例风波等政治高烧后，香港社会的主要矛盾也已经发生变化，香港不能乱也乱不起，香港的发展不能再耽搁，作为一座全球城市，香港要想避免沦为一座普通城市，就必须排除一切干扰搞改革、谋发展。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是时候启动一场改革大辩论

回到特区政府今次的《施政报告》，将改革精神贯穿始终固然是迈出了关键一步，但改革能否有效以及可否持续推进下去的关键，从来都取决于改革能否精准把握社会主要矛盾进而最大限度凝聚社会共识，满足民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在这个过程中，民心、民意的把握就至关重要。香港应该不会忘记2002年11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香港考察时说的那段话，除了广为流传的“民族罪人”之说，朱镕基还表达了自己搞经济的底气所在——“我因为在中国搞经济半个世纪多了，50多年了，我对于中国经济的每一个脉搏的跳动，我都还是听得出来的。”

听得出来每一个脉搏的跳动，才能更好的研判民心、民意，才能更好规划未来。这是香港深化改革的基础和关键，也是内地革命和改革带给香港的启示。接下来，香港不妨以真理标准大讨论的魄力启动一场关于改革的大讨论，厘清楚今天香港面临的主要矛盾和问题，该破的坚决破，该立的坚决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