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纸档．二】无街新市镇大商场不欢迎报摊 报贩转型求变
街边报纸档买少见少，人们大多归咎报业萎缩，但报纸档走入历史除了商业因素，更因为其依附生长的环境改变。报纸档被认为邋遢、拖低楼价，有地产商更会教业主赶走报纸档。规划新市镇和重建区又有否为报纸档预留位置？报纸档是生存不了，还是无容身之所？报贩又如何转型求存？
新市镇街不成街 城市不再有街边
港九旧区总是特别多街边报纸档，新界较少，而第三代新市镇如将军澳、天水围，街边报纸档更几乎绝迹，为何如此？
著有《街边有档报纸档》的港大学社会学博士士庄玉惜认为，政府在规划新市镇时“没预计也不希望摊档出现，因为觉得它们一团糟，态度负面。”庄玉惜也指，从殖民政府开始，政府对街道空间的取态已跟华人生活习惯很不同，殖民政府觉得它是功能性的，用作疏导交通，行人已是次要考虑，小贩就更次要。
据庄玉惜的研究，在规划重建时，政府鲜有考虑商贩的生存空间，“遑论预留空间给原先在街头摆卖的固定报贩。1978年，新公共屋苑相继在荃湾落成，房屋署表明不同意报贩摆卖”。1985年区域市政局的“市区以外的小贩政策”内部文件更披露将会出尽法宝，务求将小贩生存空间消灭殆尽。相对而言，市政局对报贩较仁慈，1974年，市区大量道路重建，但不少固定报贩获重新安置，所以新界小贩数目与市区比例为二比八。
到过将军澳、天水围的市民不难发现行人都走在商场内，街道人烟稀少。香港报贩协会副主席邓入明解释，新市镇天桥化对报贩影响力尤其大：“它会影响人流走动。”他以荃湾力新广场举例，商场被天桥贯穿后，附近地面要建天桥回旋路面，因而赶走了几档原本在该位置的报纸档，加上天桥落成后，地面人流更少：“人们不再需要行落街。一建天桥，街道就死。像在将军澳，人们只用留在商场，不用落街。连巴士站也是建在商场下，街边档如何生存？”
牙签豪宅不让摆档 人流最高报档不获续租
如此，旧市区似乎是报纸档的最后堡垒，不过旧区重建、社区面貌更替，同样令报纸档愈来愈边缘化。邓入明指，一些旧区如深水埗，部分旧楼重建成“牙签楼”后，业主不再让报摊摆档：“地下一层是大堂，有人招呼，挺豪华的，他们怎会让你在门口摆档。”
他慨叹：“现在没人会欢迎报摊了。现在楼宇多由大型地产商兴建，以前的地皮较平，有些小型发展商。那时人情味较浓，不少人有亲人从内地来港，便愿意让报贩摆档谋生。以前的地产商那有那么无良？他们在商场也会规定要有报档。”
他以沙田新城市广场举例，那里曾有一个可能是全球人流最多的报档，月租高达二十万元仍有利可图。由于它位于沙田火车站、巴士总站与商场之间的必经之路，人潮足以应付租金。不过，业主后来还是不再续租，商场该位置则变作名店。
报档也不是没有在商场生存过，但很多报档都不能承受每年增加的租金，加上便利店的竞争，报档渐渐在商场绝迹。
报档转型
面对市区无间断的重建，即使留低的报贩，都要各出奇谋转型求存。在旅客多的区域如铜锣湾及尖沙咀，报贩则靠禁书、电话卡增加收入。不过，在天星码头摆档的崔小姐说，自从林荣基事件后，现在内地旅客都有点避忌。虽有旅客对书本有兴趣，朋友都会劝说“过不了境”，旅客就放下念头。崔小姐说，禁书的销量比三、四年前少超过一半。邓入明就在几年前开始每天都送报纸上门，另谋收入，他相信：“一日有出版，报贩一日都有得做。只差你如何经营，如何改变手法。报贩在街头生存要够圆滑。”
当便利店将蒸馏水卖几乎10元一支时，总不难见到报纸档只卖五元，甚至四元、三元，靠薄利多销；虽然持牌固定报贩只可售卖纸巾、香烟、打火机、香口胶、糖果、凉果、电池、原子笔、樽装蒸馏水、小饰物、利是封及流动电话储值卡，但有不少报纸档铤而走险卖果汁、茶、咖啡以及玩具等以增加收入。虽然报贩都希望报纸档售卖的商品种类可以增加，但亦有人认为他们会与其他商店造成竞争。报纸档可以卖几多东西，仍有待公众商讨。
在铜锣湾波斯富街摆档廿多年的周先生，见证铜锣湾区众多住宅重建为商厦、廿四小时或营业至深夜的食肆渐改为主攻旅客的零售店，老顾客一批又一批离去。“不少客人搬前便会来说一声，迟些要搬了。”当铜锣湾变成旅游区，民生商店愈来愈少，文具精品店尤甚。周先生近年开始卖贴纸、玩具，广受小朋友欢迎，报纸档似乎也充当了其他店舖的功能。灵活、多变、能屈能伸，街头的报纸档，就像香港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