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佣被迫瞓厨厕、与男生同房　调查员：劳工处冇讲明“合适住宿”

印尼家庭佣工Eni Lestari那年二十岁出头，跟雇主2岁的小男孩睡在双层床的下格，上格床还睡著一个14岁的男生。“不要动！很吵！”，上格床传来唬声，她就像一块石头一样，不敢动一下。每天晚上睡觉前，她都会多穿几条裤子，雇主儿子正值青春期，“我很害怕”。每天晚上就过著这样诚惶诚恐的日子，因为她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休息空间。根据外劳事工中心的调查，超过4成3的受访家佣都没有独立房间，更有女佣被逼睡厕所、台底、厨柜，甚至连一张床褥也没有。

被逼与少主同房　刻扣工资　禁用电话

Eni在香港当了家庭佣工17年，提到刚来香港工作的第一个家庭，至今依然面有难色。那个家庭一共4人，夫妇二人和两个分别14岁和2岁的儿子，她被安排与两个少主同房，但每晚她都睡不好，“那个14岁的男孩睡在上格床，他正值青春期，我很害怕……”。即使那个男孩并没侵犯她，但他总会在晚上吓醒Eni，“有时候，他会突然从上层床跳下来，去厕所尿尿，我就吓醒了”。外劳事工中心在2013年的外佣“留宿政策”与性暴力研究调查也反映，6%女佣曾遇到不同程度的性骚扰，45%外佣认为现行住宿安排，令她们较容易受到伤害。Eni：“我们来香港是来工作，而非来当奴隶，来死的”。

除了睡得不安心，Eni还被雇主刻扣工资和假期，禁止她用电话，所以她趁雇主一家外出时，从粉岭雇主家偷跑，到中环圣约翰座堂的外劳事工中心求救。记者遇到Eni这一日，她以国际移民联盟（International Migrants Alliance）主席的身份，参加中心举办的外佣住宿环境欠佳调查发布会。

调查发现逾50外佣瞓厕所厨房 有外佣瞓“狗屋”

外劳事工中心在去年12月至今年1月，以问卷形式访问了3075个菲律宾籍和印尼籍的家庭佣工，超过4成受访家佣表示没有自己的房间，当中7成人与人共用房间、约2成人在客厅睡觉，有百分之3（45人）睡在厨房。在这三千多受访者当中，有5个家佣每日与厕所同眠，占整体0.4%。

负责今次调查的首席调查员Norman Uy Carnay展示了多张本港外佣住宿相片，有外佣的“独立睡房”建在浴室和厨房上方的密封阁楼，没有窗户，外佣每晚需用楼梯连接，才可以“上床睡觉”，亦有外佣住在户外楼梯旁的箱子内，箱子高度比楼梯扶手更矮，“这不是一间狗屋，这是我的‘独立睡房’”，住在这间“房”的外佣这样写道。

住在那些‘狗屋’、厕所上面的地方，你可以说这是可接受的住宿地点吗？

劳工处对合适住宿定义不清晰

“住在那些‘狗屋’、厕所上面的地方，你可以说这是可接受的住宿地点吗？”，Norman认为劳工处对合适住宿的定义不清晰，令外佣被迫忍受恶劣的居住环境。根据劳工处发布的标准雇佣合约，雇主须为佣工提供合适及有合理私隐的住宿地方。要外佣睡于摆放在走廊而没有私人空间的临时床铺，或与异性成人/青少年同住一房间，都被处方视为不适当的住宿，但像上述这些睡厕所、厨房、“狗屋”例子，处方都没有列出。标准雇佣合约是目前政府唯一认可的雇用外佣合约，但“多少岁才算青少年或成人呢？什么地方才算有合理私隐？”，Norman认为政府有必要在合约清楚界定。

有女佣被迫瞓办公室台底 凌晨与男职员共处一室

调查还发现外佣没有私隐可言。虽然57%的受访家佣有独立房间，但当中超过三成人房间同时用作晾衣服、储物、办公室用途。超过一半有“独立房间”的家佣都表示，雇主曾在未得她的同意下进入房间，接近5成家佣没有房间的锁匙。

其中一个个案，雇主把一房单位用作旅行社办公室，女佣被迫睡在客厅的工作桌下。由于空间太狭窄，放不下床褥，她只可以在地下放上一块布，席地而睡。雇主虽向女佣承诺每晚10至11时，旅行社的职员会离开，但大部分情况下，职员都工作至凌晨2时。“因为有些职员是男人，我很害怕。当他们加班时，我觉得很不舒服，整晚都睡不著。”，她只是希望在睡觉时，至少有间隔或布帘把她和职员隔开，而非与异性共用她应有的休息空间。

雇主召集人：外佣与少主同房无可厚非

香港外佣雇主关汪组召集人徐晓彤说，她认识的大部份雇主“尽量守法”，为外佣提供合适住所，“雇主有讲起，我地会话雇主听，你咁做违法，你唔可以咁做。”，但她坦言香港楼价高昂，外佣与少主同房，或外佣房间同时用作储物是无可厚非，“一间房市场价成4000元，大部分夫妇两个人都出去做嘢，生活紧拙，如果要争取外宿或一间房，无可能负担到，唔比工人同年少小朋友住，相信讲唔通”。但她建议外佣与少主同房应分上下格床，2至3岁的小孩也应睡婴儿床，而非与外佣同床，至于女佣睡在客厅亦应加上隔板。她又建议外佣可向入境处或外佣工会举报。

外劳事工中心建议政府咨询外佣团体，根据外佣具体经历在标准雇佣合约内，更清晰界定“适当居所”的定义，列出一份“不适切居所”清单，以保护外佣权益。他又建议政府设立监察和投诉系统，要求雇主在违反合约的居住条件时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