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他者】外佣出逃弃婴无助：外劳政策缺失　工人尊严何处寻

关注到台湾外劳议题，是因有朋友在fb看到有帖文为弃儿收养机构募集物资，过万人转发。了解下去才知，原来这些都是外劳宝宝，外劳在台怀孕却无力照顾遗下婴儿，已成为社会问题。眼见后更惊人，这些照顾外劳宝宝的有心人，不少是在NGO接受照料的爱滋病患和感染者。
台湾引进外劳的历史短于香港，政策也显落后。台湾法律中，仅雇主方有权终止雇佣，劳工遂将被遣送回国。遇到意外怀孕等突发状况，不少外劳担心遭雇主和中介遣返，选择逃跑成为“黑工”，而往往怀孕妈妈甚至不敢到医院分娩。
而与此同时，台湾有一群人，看到他们的痛点，在生活、法律、文化等方方面面，尝试帮这些处在政策视野盲点的外佣和宝宝们找到社会的位置与尊严。

印尼宝宝和爱滋弃儿的共融地

2岁的白萝卜妹妹眼睛大大，皮肤比一般黄种人略深，乍一看，很难猜出是哪国小孩。和这里的大多孩子一样，她不怕陌生人，反而总是主动扯衣角要抱抱。

她和4岁的哥哥都在台北关爱之家出生，妈妈是怀孕后从台湾雇主家逃出的印尼籍看护工Euis Wati，爸爸是台籍地盘工。白萝卜是义工们取的名字，苹果、草莓、happy、lucky……这里收养了一百多个小孩，起名成了大难题，只得尽量简单易记。

关爱之家本是收容爱滋病患的NGO。1986年，刚大学毕业不久的杨婕妤不忍看到爱滋好友受排挤，开始埋身照顾。后来又有其他病友前来求助，她不忍拒绝。杨婕妤于是创办“中途之家”，后改名为“关爱之家”，用开花店所得和热心人捐助支撑这群人，“从一开始，不拒绝任何一个病人就是关爱的价值”。

机缘巧合，12年后，一名神父将3个被骗来台卖春的柬埔寨女生带到杨婕妤面前，虽力已难及，杨婕妤仍留下她们。那时，人们谈爱滋色变，几个女生却主动帮忙照顾病友，求助者变成得力助手，关爱渐渐越发有序，名声远播，吸引了更多遇到问题的外劳寻求庇护，尤其是外逃孕母。在这里，病情得到控制的爱滋病患又可帮手照顾孕妇和婴儿，关爱渐渐长成爱滋和怀孕外劳的互助共生之地。

不合法的育儿所

坐落在台北文山一隅的关爱之家妇幼部像一个粗放管理的育儿所，叫声、笑声、哭声不绝，走路也要小心避免踩到满地乱爬的小肉团。如今，这里照顾着120个印尼看护工在台期间诞下的宝宝。印尼女工多信仰伊斯兰教，教法严禁堕胎，即使家乡已有家庭，不少人还是选择生下来。

杨婕妤说，很难数出孤儿的确切数字，因为有的妈妈会回来，有些放下便不再出现。2016年6月，她将8个母亲一直未出现的小孩送去社会局，等待被收养。

由于社区的巨大反对声，这里竟然还没有孤儿院牌照，拿不到政府按人头发放的补贴，亦不能安排收养手续，照顾者也多非专业社工，而以爱滋感染者、患者和出逃外劳为主。在世人眼中，他们或是边缘，是弱势，但在这里，她们被更弱小的生命需要，也因此变得强大。

此前，有网友在脸书贴出宝宝相片，大呼宝宝们可怜，吁外界解囊，过万人转发议论。社会局随即发文，批评关爱不合法运行。但与此同时，移民署又常向这个“非法机构”转介个案，请她们暂时收留无处可去的外劳和宝宝们。在这个刚被发现不久的社会问题面前，政府似乎还未准备好，“社会问题是一个拼图，常常会有一小块拼不起来，我们就是来补这一块的”杨婕妤说。

外劳的台湾梦

白萝卜妈妈Euis Wati、2007年从印尼来台，和许多外劳的故事别无二致，她出身贫寒，父母患病，而相较伏在床边照顾，她选择离乡，以照料老人换取医药费，“没有办法啊”是她总挂在嘴边的话。

一晃近10年过去，她已是39岁妇人，两个孩子的母亲，台湾逾5万逃逸劳工中的一个。她遇过很好的雇主，也遇过让她每日动辄工作15小时，酒后会动手动脚的雇主，她没有太多选择的余地。最终让她毅然逃离的原因，是怀孕后的提心吊胆。

外劳宝宝：法律的“透明人”

与香港不同，台湾并非属地主义，外劳小孩在回国前都处于无国籍状态，台媒报导者称他们为“法律上的透明人”。面对兄妹无身份无医保，而哥哥已近学龄的状况，白萝卜妈妈最终选择自首，准备在交齐逃逸罚款后回国。目前，她正在关爱等待遣返，靠打扫煮饭赚机票和罚款。她不曾融入过这个社会，但不吝用“安全感”和“快乐”形容这里，“虽然有爱滋（感染者），但比外面好多了”。

记者和外劳妈妈们聊了聊，她们的国语普遍不太灵光，大多也不掌握英文。从比划和蹦字的对话中得知，她们有的正待产，有的刚刚生完，也有的小孩已长大，孩子爸爸多是在台的印尼工人。她们的故事各有各曲折，宝宝的出现是改变人生的意外。杨婕妤说，早前，不少外劳害怕暴露，不敢到医院分娩，在家中难产身亡的状况时有发生。

台湾外劳近十分一“行踪不明”

你也许会问，为何台湾有这样的问题？与港不同的是，近年台湾输入长期照顾女工的同时，也引进相当数量的制造业和渔业男工。在家眷探亲还未开放的当下，一切便也成人之常情。

妈妈们带孕出逃的背后逻辑也不难理顺，虽台湾明文规定外劳入境时无需做妊娠检查，也没有法律要求怀孕要回国，但因家庭看护工一直被排斥在在劳动法保障之外，处境实则被动。杨婕妤介绍，不少先例中，雇主和中介会以另外名目遣走怀孕佣工。

台湾劳动局跨国劳动力管理组的侯松延告诉记者，家庭事工之所以被排除在劳动法外，是因与雇主在同一场域中工作生活，关联太大，如何界定工作时间、形式，至今未取得共识。

在入台前缴交了5000到7000美元中介费的外劳们，在台第一年通常都在还债，经济状况困窘，最担心在劳雇冲突中被雇主遣送回国。于是，在经受剥夺假期、超荷运转，怀孕，甚至性骚扰时，不少外劳选择出逃，留在台湾打黑工，变为“行踪不明外劳”。如今，台湾共有外劳超过62万，截至去年12月，有超过53000人行踪不明，其中以越南和印尼籍各占近一半。

这对雇主而言亦是窘境。fb小组“全台外劳雇主自救会联盟”发起人刘萱萱告诉记者，有些雇主担心外劳逃跑，不给放假，有雇主甚至在家中装摄像头监视，她相信雇主是因太过不安才用错方法，“如果外劳逃跑，雇主的代价会很大，会被罚6个月不能请外劳。”

推进变革的“大家长”

除照顾母婴近10年的关爱之家外，台湾还有多个为外劳提供帮助和庇护的机构，台湾国际劳工协会（TIWA）就是其中一个。

20年来，TIWA创办者、已56岁的陈素香和一群本地志工们助劳工处理个案申诉、劳资纠纷，进行语言、法律知识培训，亦希望撬动环环相扣的政府齿轮，推动政策变革。陈素香曾拍摄纪录片《T婆工厂》，记录外劳间的同性情感，“这很平常啊，她们就是普通人”，在陈素香看来，外劳的七情六欲和台湾人没什么不同，所需的人权保障亦不应低人一等。

2016年夏天，陈素香正推进政府取消外劳三年出国一日规定，激起中介业者强烈反弹。今年6月，民进党立委林淑芬、吴玉琴上交修法提案，很快在立法院卫环委员会通过。就在即将进入审读程序时，中介业六大工会联合施压，以至林淑芬对外发布“不自杀声明”。

陈素香担心立委们在压力下放弃，在她多年经历中，于法律框架内帮劳工进行个案申诉并不难，但想推动对外劳有利的修法就十分不易。雇主、中介方，甚至不少民众将劳雇关系看作零和游戏，不肯做一丝松动。TIWA曾尝试写就法案交予立委，即使得到认同，后期变数也很多，“毕竟中介、雇主有选票，外劳没有选票啊”，陈素香叹。 

台湾新南向　外劳就是最好的大使

蔡政府上台后，政府力推新南向，希望发展与东南亚的经贸合作，减少依赖大陆。前媒体人张正长期关注外劳议题，如今在新北经营东南亚主题书店，他相信，只要善待，台湾六十万外劳就是最好的大使。

张正认为，新南向口号提出多年，虽一直未有太多实际行动，但也引起了各方对这群异乡人的兴趣。他发起的“请带一本你看不懂的书回台湾”行动曾获马英九、蔡英文到店支持，收到大量图书之后，他和工作人员坚持每周到外劳聚集的台北车站提供免费借书服务；他们亦在书店举办的东南亚文化和时政交流，也次次都可吸引不少年轻人参加。他希望社会更加了解和尊重这个群体，“了解后比较不会歧视”。

而与此同时，陈素香没有那么乐观，她觉得政府更多“只是用东南亚元素宣传”，令年轻人受异域文化和艺术吸引。她担心社会因此陷入自我满足，而“绕过了核心的部分，剥削是血淋淋的事情”。

TIWA协助劳工组建印尼在台劳工联盟（IPIT）与菲律宾劳工协会（KASAPI），为外劳自主发声组织。多年来，TIWA走在外劳前面，担当大家长，但陈素香更希望劳工能团结自立，在政策间推开缝隙。劳动局“1955”24小时劳雇申诉热线是他们争取而来，热线打开了劳工自行申诉维权的大门。但推动十余年的家庭劳工立法至今未有进展，这个讲话坚毅而有信心的女人第一次感叹“很挫折”。

“我们要的是劳动力，来的却是人。”瑞士作家马克斯．弗里施（Max Frisch）描述西欧外劳状况的这句话，常被台湾媒体引用。陈素香觉得，时至今日，台湾外劳的生存状况，仍与可称之为“人”相差甚远，手中的工作还远未到停下的时候。

7月10日，印尼开斋日后的第一个星期日，陈素香、志工们和IPIT成员们一起煮印尼食物，品尝印尼劳工亲手调制的珍珠奶茶，那边厢，杨婕妤则带着盛装的印尼妈妈们在101附近吃台湾麻辣火锅，一些元素在他们中间有趣地交融着。当这些异乡人的生命产生连结，他们免不了因为彼此增添麻烦，却也从此多了许多节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