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英殖民政府对基层爱理不理　何喜华：“以前虽然穷却有盼望”

时光倒流五年前，在那场被称为“猪狼之争”的特首选举，梁振英形势一度处下风。社区组织协会主任何喜华虽算不上什么名人，但作为基进的社会运动人物，竟出现在梁振英支持者名单，难免令不少圈内人感吃惊。更甚的，在梁振英未宣布参选时，他早已公开大赞梁关心基层。有人说，何喜华支持候选人只看基层政纲，其他全不理，这并不聪明；传媒不禁追问，今次他会公开支持候选人吗？这个问题背后不只是政治计算，也侧面折射基层工作者多年来跟建制“交手”的起落。
摄影：梁鹏威

SoCo及其他居民组织作为香港公民社会的先驱和骨干

本地媒体新闻部，多按照政策范畴分“beat”，社福是其中一个重要大beat。约十年前初入行时，“社福beat”前辈常说有些组织在努力默默做实事，有些则不然；社区组织协会（SoCO）是前者其中的一个表表者。然而自从部分香港人对新移民观感日差，指他们“来港抢资源”、“不工作只住公屋领综援”后，一直将新移民视为主要服务对象的SoCO，便突然成为新移民的“帮凶”，以及被攻击的主要对象之一。

早在这些针对中国的行动变“激”之际，SoCO于1970年代也是激进组织之一。当时的公民社会未如今天蓬勃，社会问题丛生，最令人头痛的，就是漫山遍野的木屋区和寮屋区，一场大火随时让数以万计人口无家可归，拆迁亦会引发冲突。鼠患、垃圾、治安、卫生等问题，都是社区日常。

直至1973年港督麦理浩展开十年建屋计划，目标是为180万香港人提供公共房屋，让他们置身合理的居住环境。由宗教人士创立的SoCO亦乘势而起，是当时主要组织居民运动、争取居住权的机构之一。根据吕大乐及龚启圣的《城市纵横：香港居民运动及城市政治研究》，1970年代居民运动几乎占了每年城市社会运动的三分之一或以上。在这个殖民统治尚未开放的年代，他们会开居民大会组织居民示威、抗议、甚至占领。今天说“伞落社区”、“素人参政”、“自己的家自己救”、“不靠议员”，看似走在时代前头，但总令人想起1970年代的居民运动。

投身社运   一人组织70000木屋户  

何喜华就是这时候投身社会运动。他出身小康之家，父亲做玉石生意，但在看到工人苦况后不愿继承父业，跟父亲争执起来更索性离家出走。在1981年加入SoCO以前，他已经义务和全职性质参与社区工作。那时正值麦理浩十年施政的最后一年，殖民政府推动大型社会工程，延续上一任总督戴麟趾的方向，大力投资教育、房屋、医疗和社会服务，社会学家如吕大乐、Gordon Mathews等认为，1970年代起出现民意转向，即由视香港社会为“借来的地方”到对之产生归属感，很大程度是因为香港在十年间正踏上安定繁荣之路。

就在此时，何喜华负责一个人组织秀茂坪木屋区六、七万个居民，“当时有谣传政府好快来收屋，帮他们上公屋，居民满心期盼，结果当然并非如此”。抗日以来中国政局不稳，数十年来每日大量难民逃港，就在山头搭建木屋落脚，直至1980年10月23日抵垒政策取消方休止。何喜华记得那时漫山木屋，无水无电。“有年大雨，秀茂坪安乐村木屋区那些堆填如山无人清的垃圾，塞爆去水渠，一冲下来成个秀茂坪都系垃圾。”

木屋居民虽然穷却乐观   相信不停做终见曙光

“木屋区居民大部分来自国内。在附近观塘工厂区工作，主要是只身来港；也有一家大小和香港人。他们全部都要加班，十点后才能开始挨家挨户家访。他们日做夜做一周返七日，一到放工时候，从高空看下去，伟业街全街黑麻麻，都是放工人潮那乌黑色的头发。小贩卖小食、糯米饭、鱼肉汤喂饱工人，总之乜都有。他们最希望返到屋企有水有电，系穷，辛苦，居住环境差，但人人有工开，不停做总会见到曙光。”

“感觉上这些难民比较有活力，放工回来打开门口一起煮饭、食饭，几个单身一起食，虽然穷，却食得好丰盛。后来发现他们懂得对比生活条件，以前国内食都无得食，依家起码有得食有工做。为何他们会咁开心？当时人有盼望，做多啲可以赚多啲，相信自己和国内家人生活改善。”

“这些难民比较有活力，放工回来打开门口一起煮饭、食饭，虽然穷，却食得好丰盛。以前国内食都无得食，依家起码有得食有工做。为何他们会咁开心？当时人有盼望，做多啲可以赚多啲，相信自己和国内家人生活改善。”

“木屋区好多山寨厂。好深印象有一位居民自己设计塑胶餐具，找人做模，行街销售，最后畀航空公司睇中做飞机餐具，于是自己生产、啤胶一脚踢。再下一步中国经济改革开放，这批有智慧、劳力和储下少少资金的人，返国内在自己条村做加工。有些保持联络至今，顺住时代一直上，已经相当有钱。”说到这些，何喜华露出几个小时以来鲜有的微笑。

殖民政府善治以外  官员高高在上不听民意

很多人想起1970和1980年代的香港，都认为那是黄金岁月，是殖民时代善治的象征。虽无民主，但政府乐意听取民意改善施政。但对于亲身抗争的何喜华眼中，并非尽然如此。“争取福利的压力团体，不用旨意见到高官。政府很强硬，只会执行政策。申诉渠道很少，只有两局议员办事处，但是他们高高在上、离地、委任，难影响政府，更别说参与政策规划。”当时他们做到的，极大部分都是个别事件的回应行动。“当时冒起很多抗争组织，1960及1970年代受教育的一批人如杨森、吴明钦等，组织教育行动组、反加租行动、组织过千人讲天台隔热、社区重建等，为清拆木屋区、临时房屋区、艇户、旧型徙置区抗争。只有通过不断抗争，才能迫令政府面对问题。”

“即使间中见到官员，多数都揾个你知道、而他也自知不能代表政府的低级官，大多数刚毕业或老油条，跟你坐三个钟慢慢磨。从来无答应任何东西，开会讲到政府仁至义尽、无责任提供社会福利，一切按政策办事。”

“清拆秀茂坪徙置区时很多老人家好头痛好忧心，房署叫他们自己揾多两个人夹房，屋入面无间房，三唔识七住埋一齐。行政局通过公屋不建一人单位，但外面乜都唔知。政府只是执行重申政策，已经安置你，仲想点？”

“即使间中见到官员，多数都揾个你知道、而他也自知不能代表政府的低级官，大多数刚毕业或老油条，跟你坐三个钟慢慢磨。从来无答应任何东西，开会讲到政府仁至义尽、无责任提供社会福利，一切按政策办事。”

80年代民主化政府吸纳压力团体  居民运动走下坡

1981年，政府推出《地方行政绿皮书》，将原有的咨询架构和吸纳地区居民领袖制度化，成立区议会。政治学者马岳指出，区议会和立法局部分议席民选，政治上虽然更加民主，却间接令居民运动日走下坡——居民不懂得自己组织起来解决问题，视政党为提供服务的角色。

吕大乐分析指，麦理浩的“善治”实为香港主权移交谈判的准备工作，透过将香港打造成现代城市模范，借此笼络民心，增加跟中方谈判的本钱。不过，从一份1970年代、由伦敦政府撰写的《Hong Kong Planning Paper》中可见，工党政府曾经向麦理浩施压，要求五年内实现一系列具体的劳工、社会福利改革，惟麦理浩对此却显得颇为抗拒，换个角度看，可说是错过了一次彻底检讨劳福政策的机会。

黄洪教授曾撰文表示，香港殖民地政府并未公开承认贫穷问题，仅以“剩余”性质的社会福利以及社会保障，作为保护“弱势社群”的安全网，而非从根本上分配社会财富。彭定康在1996年施政报告中明示：香港的福利制度并不是为消除不平等而存在。直到主权移交前，香港的社会保障未见重大变化。

为何何喜华会支持梁振英选特首？林郑月娥是个称职的官员吗？下集何喜华将会道尽特区官员的面貌及对基层的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