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首选举】何喜华撑完CY赞林郑？　“政治外谁照顾基层困境”

时光倒流五年前的特首选举。社区组织协会主任何喜华作为基进的社会运动人物，竟出现在梁振英支持者名单，难免令不少圈内人感吃惊。有人说，何喜华只看基层政纲，其他全不理，这个问题背后不只是政治计算，也侧面折射基层工作者多年来跟建制“交手”的起落。
摄影：梁鹏威

上集：港英殖民政府对基层爱理不理    何喜华：“以前虽然穷却有盼望”

殖民地主政末期，政府无论如何开明，表面上吸纳民间领袖进入咨询组织，民间要真正跟政府讨论政策依然并不容易。回归前社会政策皆以服务类别划分，每项都有相应的委员会提供意见。只是除房屋委员会外，所有委员会都是咨询性质，拨款必须由行政机关提出，再经立法局审批。周永新教授撰文认为，能否推行一项政策，最视乎政府财政状况和是否影响经济竞争力，民意是最后的考虑。

何喜华首次进入建制内希望带来改变已是1995年的事。“政府委任我加入房委会旗下一个小组，专睇公共房屋政策。房委会内的反对派很少，有些也闹政府，但政府会确保政策一定通过。当时一名港大地理系教授也是委员，他说几乎从未见过政府政策不获通过。但也不是完全没用，起码可以提意见。”

主权移交官方一直强调“港人治港”，回头看来，第一任特首提出八万五建屋计划、于2000年的施政报告提出扶贫（过去殖民政府从未承认香港有贫穷问题），及后成立扶贫委员会，这些都属于前所未有、针对基层的规划。问何喜华当时是否很高兴？何喜华坦言：“身为长期关注社会政策的人，我好开心。”他补充一句，“先不说选举那些政治，回归令到特首选举有政纲，提出社会愿景，不论政治立场，总是正面，即使无直选都好。”

那个后来“不说等于不存在”的“八万五”，原来跟何喜华有关。“1996年，（时任房屋司）黄星华揾我做第二份长远房屋策略白皮书，一直做到1998年公布，现在回想起来做得非常好。1996年时，我们已经好清楚房屋和贫穷是董生的重点。当时我们以科学推算，香港应提出每年建屋八万间的目标，董生则说预松一点比较好，所以就是八万五。”

后来八万五被视为拖垮香港楼市的元凶——此说法无视了香港在千禧年前后受金融风暴打击的事实。何喜华说，即使起初提出八万五，来自地产商的阻力亦不算大。“白皮书倾到七七八八时，政府开始跟各界持份者商讨，地产商会亦一直知道此事，对我们每年起五万间公营房屋的目标意见不大。”

“黄星华虽然好官僚，但个人不差。他跟我说，何喜华，你经常搞社会行动搞到香港个名都臭，我一定要搞好长策令你无嘢做！”

想找出一个资深社会运动组织者在建制内寻求政策改变的阻力，以为是官僚作风，或者体制太大，何喜华却觉得，事情其实非常“人治”，“视乎个别官员的能力、思维和倾向。”2000年的施政报告中，董建华提出将扶贫列为政纲，并且拨款27亿元推行扶贫措施。2005年更成立扶贫委员会。“这是前所未有，董生大胆提出成立扶贫委员会专责处理，政府就不能再逃避。”何喜华亦顺理成章加入扶贫委员会。

“董生好想倾，但唐英年做扶贫委员会主席，无心无力。我们讨论要先订立贫穷线才有客观数据掌握实况，但官员拒绝。董生没有好明确说要如何扶贫，反而着重经济发展，于是政府官员不断兜圈。讨论来讨论去，他们说穷人有公屋住、有书读、有医生睇，不知道低收入长者有几多资产，那到底他们是否穷？于是贫穷这个科学问题变了哲学问题。难道要量度是否快乐？穷也可以好开心。”

有一次我们带老人家去他（曾荫权）的办公室楼下请愿，他当时只是政务司司长。我们在门口叫咪，他已经进去了。点知记者离开后，他行番转头，以为他良心发现，点知佢闹老人家，叫我们不要咁大声。

董建华在任内最后一份施政报告中终于提出全面的扶贫策略。他特别提出政府要集中处理跨代贫穷，让在贫困家庭成长的儿童和青少年，能获得教育和全面发展的机会，当中包括增拨资源，让学校和青年机构为学生提供课外学习，为15至24岁青年提供学习津贴，鼓励他们积极上进。扶贫委员会落实的主要措施包括，以提供偏远地区交通津贴，和放宽综援豁免计算入息来增加工作诱因；推动社会企业和加强就业技能和培训。

学者黄洪指出，董建华的扶贫政策采取的是“人力资本策略”，大前提是令劳工在就业前得到更好的准备，但就没有提出新的路向。“谁人主事好重要，政策落实好视乎个别人的意愿。”何喜华又重复说。他曾公开表示好憎曾荫权，“曾荫权憎社工全行都知”。

何喜华说了一个小故事：“有一次我们带老人家去他的办公室楼下请愿，他当时只是政务司司长。我们在门口叫咪，他已经进去了。点知记者离开后，他行番转头，以为他良心发现，点知佢闹老人家，叫我们不要咁大声。”2007年扶贫委员会发表报告后，曾荫权更将之解散。

说回何喜华支持梁振英参选的往事，他一直真心相信梁振英用心扶贫。过了一段时间接受传媒访问，他说落区时有街坊为此用粗口骂他，但他始终不后悔曾经支持过梁振英。“先别说民主和选举这些政治”，他再一次强调：“我支持CY不是因为和他friend，（我的出发点）从来都是因为基层困境。”

何喜华在访问中曾经说过，不会再对任何一个政治人物寄予希望，又说“董事局不让他今次公开支持任何人”。“但我支持边个，好明显，董事局炒我都系咁话，叫我话支持John，我做唔到。”何喜华没有明言支持谁，却大赞林郑做社署署长时非常用心，也贴近弱势社群。

“当时她减综援，我也有跟她吵大镬，但我明白那是大家量度的出发点不同，她见到通缩所以可以减，我看的是生活情况。有些社福机构的前线员工，因为她的‘一笔过拨款’失去工作，但我也见到一些机构因此储到钱。很多政策（她）都用心做，例如露宿者试验服务计划是她首创的。扶贫委员会旗下的小组内有不少社工，林太也让他们放手做，这些近年都很少有。”

“不过政治是另一个问题，这些社工不会出来为林太说话。”政治跟民生分开来说，也许是何喜华整个访问说得最多的一句。有些人说，何喜华只看基层政策却不看别的，谁人扶贫就支持谁，忽略其他面向。“有些事情可以说得漂亮，但当我想起我服务的那班街坊，他们的声音和困境谁人关注？民主政制是另一件事，那是好政治的事，这些基层问题，不见得有任何党派特别关注，民主派也未必。”

我们随着何喜华走进深水埗一个唐楼单位，几百呎单位内间了七、八间房。他跟其中一对年长夫妇倾谈，老先生患重病卧床很久，尾房的婆婆染了一头粉红色曲发，笑意盈盈着我们坐下。她算是环境比较好的一人，原本跟儿子住在粉岭公屋，但因儿子媳妇和两个孙同住，单位太小、太逼，没有私隐，婆婆宁愿自己用2,500元租房，即使被业主滥收1,000元水电费也没法子。

何喜华说他喜欢做社工：“官员只会跟你说，每年用了几多钱起了几多个单位，但是不亲身来看看，并不知道即使有公屋，却不能够让一家人住在一起，儿女不能够跟父母同住照顾长者。”

何喜华说，现在“贫穷”的定义跟以前的不一样，随着经济转型、大企业垄断，今天穷人根本看不见希望。“今日如果有穷人想悭租金搭木屋，懂得修车想在街边开山寨厂修车得唔得？”何喜华也承认，即使当初梁振英和林郑有心扶贫，但到了选举关头，始终要争取1,200张选委票中大量的商界票，譬如林郑在交提名时便曾公开说自己“亲商界”，尝试洗去“基层味”。

既然如此，撑边个又有何分别？他反而在年轻人身上看见希望：“现在的年轻人对保守的资本主义愈来愈多反思，可能他们会改变到整个社会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