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女救护员的故事　最难忘夫妇烧炭案　埋首救治一擡头竟看到……

在香港政府体系之内，女性公务人员一直默默为社会服务，而且比例上越来越多。相对来说，纪律部队因历史发展的关系，予市民刚强的感觉，同时纪律部队强调军事化训练与执法维纪的目标，因而与传统男性定型相呼应。事实上，香港纪律部队有不少女性在当中服务，救护职系亦不例外。本节有幸访问两位女救护员——黄慧芳女士与何咏瑶小姐。（本文节录自《百年守护——“生命之星”香港救护发展史》。）

黄慧芳（芳师姐）为我们简介她的职业生涯：“我于1998年入班，是全港第一位女救护员，驻守青山湾救护站，工作十五年后，被调派到救护训练学校。2016年离开学校到流浮山救护站工作，现时驻守上水救护站。”何咏瑶（瑶师姐）接着说：“我于2019年3月入班，完成训练出班后在宝马山救护站工作。”

问及入职原因及考虑，芳师姐表示：“当时考虑到公务员工作及收入稳定，而且得知消防处鲜有女性加入，因而想挑战自己。起初以为在消防处辖下工作与消防职系文化接近，后来才了解救护职系与消防职系在工作及文化上都有分别，不过无碍我对工作的热诚。”瑶师姐则表示：“入职主因是对救护工作有浓厚兴趣，加上热爱运动，所以希望挑战体能要求高的救护职系工作。”目前全港共有五位女救护员，据两位受访者透露，大多集中在数间救护站或消防局。这是因为配套之故，开埠以来人员以男性为主，大部分救护站或消防局没有为女性而设的设备，所以难以在各区配置女救护员。

工作还要面对持刀汉　夫妇同自尽印象深　点图看看二人分享处理过的难忘cases▼▼▼

训练期间

读者可能会问，在招募和训练上，男女救护员有没有差异﹖芳师姐说：“当年招募除了男性要搬假人，女性以哑铃代替之外，其他一模一样。招募有十个部分，我已经忘记细节，但以六十分为合格，合格就可以接受小组面试。”当年招募第一批女救护员，教官有没有问她们一些比较特别的问题？“该轮面试连同我在内有三个女生，问了非常多问题，但应该男女差别不大，面试总共半个小时。”瑶师姐则说：“我前后投考了两三次才成功获得取录。现时男女是分开考核，但考核内容没有差异，总共有七个项目，以及模拟工作测试，然后要通过笔试，最后就是面试。”

“当年我在马鞍山接受训练，只有我一个女生，留宿当然是男女分房，但操练和上课全都是一起接受，受罚也不例外，全体一起受罚。当时要与男生配合穿哪种制服、体育服或步操服，但电话尚未普及，所以有时会出现我穿着体育服但男生不是，导致一起受罚的情况。”瑶师姐接着分享：“我在将军澳接受训练，基本上与芳师姐一样，男女分房，其他事项就全部一起接受、一起进行。较特别的是我住一间单人房，因为当时全校只有我一个女学员。与芳师姐相似，有时男同学会忘记班上还有一个女生，因而忘了通知我穿何种制服，导致这种‘搞笑’情况。”那么教官对她们的态度有没有分别呢？芳师姐说：“大体上分别不大，教官对每一个学员都很严厉，会有粗口出现。现时情况应该有一点改善？”瑶师姐说：“现在一样会使用粗口，但次数不太多。我认为现时的训练应该比以前‘幸福’，因为教官会较体谅或顾及学员的接受程度，所以头一个多月当然是非常严厉，但之后就会较多‘关怀’及体谅。所以转变是整体转变，而非因为性别。”两位师姐均表示，训练时受到的对待是一视同仁，并未因为身为女性而有差别待遇。

工作日常

问及芳师姐对女救护员工作情况及职系状态的观察，她表示：“以近二十年的发展来说，过去也有聘请女救护员，但随着人员流失，现职只有五名而已，所以并没有大增长。而正因为只有五名女救护员，我们私下甚至有一个群组去联系大家。”那么女性身份对救护工作有没有任何影响﹖芳师姐回应：“每个月女性总会有一些日子比较吃力一点，但如果出班后有持续操练体能，与男性在体力上应该差别不大。最初出班时，因为我是全港第一个女救护员，可能因为这样，有些人会质疑我的工作能力，无奈这样的质疑并不少。当然，过了两三年后，我驻守的青山湾救护站的同事都了解到我工作时不会因为身为女性而出现问题；而我感到‘不适’或应付不来时会马上告知同事，他们就会伸出援手。渐渐他们都习惯了我的存在，不再有所质疑，也不会刻意‘照顾’我。”瑶师姐亦分享：“对我而言，情况会比较困难，因为我体型较为矮小，而同事出于好意，总想去帮助我。例如我推轮椅时其他同事会走过来，希望帮我推。当然，如果是力有不逮的情况，我会主动让他们帮忙，但许多情况下我都会表示可以自己应付。另一方面，搬病人上落床，遇到较重的病人真的会较为吃力。同事的态度让我知道他们并非质疑，只是出于好意，不希望我因工受伤。”

“事实上，女性做这一行真的会比较吃力，因为救护员是体力劳动的工作，下决定时亦较难像男性般决断。在社会观感上，由女性做决策亦较容易被大众质疑或不信任，因为性别定型，使女性好像一定要在男性背后或追随男性。其实，我观察到女救护员对救护工作非常有帮助，因为女性较为细心，易于察觉病人不同细节上的不妥，而且面对女病人亦较易获得对方的信任，整个车组亦会因为女救护员而较为融洽。（若遇上醉汉或流氓闹事的个案，会否有弊处？）现在我已是主管级别的救护员，一旦接触此类个案，我会第一时间先请男同事上前处理。其实同事都会主动去处理潜在暴力案件，这是我与同事的合作形式。”瑶师姐接着分享：“遇上这类案件，我会先观察清楚，确保病人神志稳定。我会避免直接接触神志不稳定的病人，同事也会协助处理这种情况。我较为注意受情绪困扰及有自杀倾向的病人，因为他们的危险性相当高。有一次出车，处理一名醉汉时，我们不知道他如何收藏着一把小刀，他在我们处理他的情况时，打算偷偷把小刀藏在一旁的车身中，幸好被主管发现并制止。事后回想，如果当时只有我一人在车间工作，而他打算用小刀伤害我，我真的未必可以一个人制服他。好处方面，由操班到工作，上级都经常说在救护车上有女救护员，可以帮忙观察及治疗女病人，避免不必的尴尬。”

“出班后处理第一宗跳楼案件，下车后我其实全身都在颤抖，然后走到堕楼的病人旁边，其实当时我可以不去察看病人，因为如果明显死亡是不用处理的。救护车主管可能感觉到我在畏惧，所以刻意让我去察看，因为救护工作一定会遇上这样的场面，他希望借此让我壮胆，驱除恐惧。当然这是主管事后跟我解释，我才知道，但其实处理完这个案件之后一样会害怕，因为初出班经验尚浅。另一宗案件是上吊，这个令我非常难忘。上吊的人穿红衣红裤，吊在楼宇的渠道上，那是楼宇的当眼处，人们出入就会看见，但到了正午十二时才有人见到。”

瑶师姐接着分享：“我因为初出班，所以尚未遇到非常震撼的事件。最深刻的是一宗夫妇烧炭自尽案件，两人以红酒佐送安眠药后烧炭。事件深刻之处并不在于烧炭自尽，因为前往现场途中已经知道发生了甚么事，我尾随主管及另一名同事，手提装备走进现场，看到夫妇二人，同事正为其中一个进行心肺复苏，于是我就为另一个作同样救治。当我擡起头来，发现其他人都不见了，原来主管与同事搬走了其中一个病人，所以房间中只剩我与另一个病人。当第二辆车来增援，完成所需的治疗程序后，我与主管及同事会合并提起此事，主管便说看见我自动自觉为病人作治疗，他与同事就先将另一个病人搬到车上。自此以后，同事会开玩笑说我能够一人处理这些案件，我独自留在现场也不察觉。原来当时主管有跟我说要离开，但我全神贯注在工作，所以才出现这个情况。”

书名：百年守护——“生命之星”香港救护发展史

作者：蓝卓贤，毕业于香港教育大学中文教育学系，本科兴趣在于新诗创作与儿童文学，曾有幸得王良和教授指导撰写毕业论文。在学时期，因爱好社会科学而接触警政研究，因此与何家骐教授及纪律部队同仁结下缘分。蒙香港消防处救护员会信赖，得到撰写《百年守护——“生命之星”香港救护发展史》之机会。

何家骐，毕业于香港大学历史系与政治及公共行政学系，并在社会学系考获博士学位。现为香港教育大学社会科学系助理教授及香港大学犯罪学中心名誉研究员。研究兴趣主要包括香港及澳门历史、亚洲地区社会及警政制度的比较以及各地当前警务议题的论述。近年的中文著作包括《香港警察——历史见证与执法生涯》（三联，2011）、《荷李活道警察宿舍》（商务，2014）、《谨以至诚：香港警察历史影像》（商务，2014）、《香港女警六十年》（商务，2015）、《国境边陲的治安与秩序：港澳警政比较》（中华，2020，合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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