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史｜没有他就没弥敦道　把尖沙咀从荒野变闹市的“另类港督”

在香港岛，我们不难发现，不少主要道路都是以港督的名字命名，例如罗便臣道、德辅道、般含道、轩尼诗道等；但在九龙，用港督名字命名的街道则凤毛麟角，弥敦道（Nathan Road）可算是较为特别的例外。（本文节录自《弥敦道上：金光旧梦换新颜》。）
撰文：郑宏泰（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副所长（执行））、周文港（岭南大学潘苏通沪港经济政策研究所副所长）

此道路甚有气势，乃九龙半岛的大动脉，自九龙半岛最南端海旁由南至北笔直伸延至界限街，贯通尖沙咀、佐敦、油麻地、旺角和太子各区，将其紧密地连结起来。道路自修筑至落成使用起，九龙半岛日渐繁盛起来，经常车水马龙、游人如鲫。

毫无疑问，弥敦道是为了纪念那个深具发展远见又与别不同的第13任香港总督弥敦（Matthew Nathan，1862 –1939，在任年份 1904–1907）。不可不知的是，于 1862 年在英国伦敦出生的弥敦，与过去多任港督相比有多个甚为不同之处。其一是他乃犹太裔，亦是香港唯一犹太裔港督；其二是他并非循主流大学如俗称“牛剑”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走上仕途，而是沿军事学院和工程科“红裤子”出身；其三是他终生保持单身，不娶妻，亦没有儿女，所以任内港督府没有女主人，乃过去未见之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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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敦的与别不同看来自小已养成。他出生于富裕犹太裔家庭，幼时被安排在家中接受教育，而非进入正规学校，直到 16 岁才入读皇家军事学院——“乌烈芝皇家军事学院”（Royal Military Academy, Woolwich）接受军事训练，之后转投“军事工程学院”（School of Military Engineering）主修工程，获得“皇家工程师”（Royal Engineer）资格，并因其军事工程师的身份，先后被派驻塞拉利昂、埃及、印度和缅甸等地。由于军中表现卓越，他先后获晋升为上尉（Major）和上校（Lieutenant Colonel）军衔。工而优则仕，军事工程干出成绩的弥敦，于 1899 年刚 37 岁时获委任为西非英属殖民地塞拉利昂（Sierra Leone）的署任总督；一年后，他仕途更上层楼，转到同样位于西非的另一英属殖民地黄金海岸（Gold Coast）出任总督，是首名犹太裔人士获任命为英国海外殖民地总督，可见他才华出众，为犹太人增光不少。

完成黄金海岸总督任期后，弥敦获委任为香港第 13 任总督，并于 1904 年 7 月前来履新，那时他只有 42 岁，较前任港督卜力（Henry Blake）年轻 22 岁，可谓年轻力壮。弥敦上任后，又确实表现得更有办事活力，马不停蹄奔走于港、九、新界和广东等不同地方，其中的重要工作，便是落实卜力在任期间留下的九广铁路香港路段工程（由罗湖至尖沙咀全长 22 英里），开始动工兴建，同时又大力发展九龙半岛，连串巨大工程和建设令整个地区面目一新，日后有了几何式的腾飞发展。

对香港历史略有认识者都知道，香港开埠后，城市发展焦点集中于港岛西北岸，深耕中上环至西环一带，其他地方尚未得到重视，所以不但湾仔、铜锣湾等地没有甚么突出发展，九龙半岛的尖沙咀、油麻地及旺角一带，也缺乏如中上环与西环般具份量的开拓工程。弥敦到港前数年，香港社会出现重大变化，处于蓄势待发的格局，而背后的最重要因素，是英国政府于 1898 年逼令满清政府“租借”九龙界限街以北的新界土地，此举不但令香港人口骤升，亦大大增加了土地及经济资源，5 进一步强化了香港的竞争优势，其中进出口贸易拾级而上。就以 1898 年至弥敦上任时（1904 年）六年间的数字为例，年平均贸易增长率达 7.65%。更重要的是，被视为连结香港与广州大动脉的九广铁路，经过多年筹划，已经进入施工阶段，此点相信引起工程出身的弥敦之高度注视，亦促使他在这方面作出更大擘划和发挥，因为现代城市地理学极为强调交通网络对一个地方商业经济与生活所产生的巨大推动力。在他主导下，原来设计的火车总站由油麻地改到尖沙咀海旁，需开展更大型的移山填海工程，因“油麻地站与红磡海岸之间，隔着一座小山，工程人员把小山劈开，铺设路轨，山泥则运往东南海岸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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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尤其需要补充的是，由于九龙半岛过去一直没得到充分发展，居住人口不多，例如在 1891 年，整个九龙半岛只有 19,997 人。油麻地、红磡、旺角咀一带因开始发展黄埔船坞及码头等交通设施，吸引了乡民聚集，因此到了 1897 年时，九龙半岛的总人口已上升至 26,442人，其中油麻地居住人口较多，有 8,051 人，其他如旺角咀（1,656 人）及大角咀（2,101 人）的居住人口仍甚疏落。有两处地方的人口居住情况值得注意，其一是旺角，当时有 218 人居住，另一处是“都市码头”（Cosmopolitan Dock），有 618 人居住，后者在大角咀海旁。四年后的 1901 年，九龙半岛人口进一步增加至 42,976 人，其中油麻地的居住人口增加至 16,859 人，旺角及旺角咀分别增加至 3,056 人及1,147 人，尖沙咀则没有统计数字。

这里尤其要注意尖沙咀的一个重大特点：受地理及政府政策等影响，尖沙咀一直人烟较少，林友兰如下一段介绍扼要地点出了问题所在：“当局以防疟（作者按：疫）为理由，尖沙咀至九龙城之间，广达二万英亩的地区划为欧人住宅保留区，限制华人进入居住。在二十世纪的初年，尖沙咀大半还是山陵起伏的荒原，大批英军在山坡上扎营，并将大部分土地划为军区，只准许少数葡萄牙人和欧籍人士在东岸较为平坦的地方结庐而居。九龙半岛西南端的海岸，是九龙仓码头和巴斯人多拉支（Dorabjee）经营的渡海码头的所在地。”弥敦把火车总站修改至尖沙咀的举动，无疑是“一石多鸟”，因该工程除为尖沙咀随即带来巨大蜕变，亦令整个九龙乃至香港社会及经济添加了更大活力。很简单，为了修筑火车路轨及总站等设施而要开山劈石、移山填海，带来更多可资运用的土地资源，接着还要扩建码头及其他交通接驳网络，强化内外联系；至于因原来马路不敷应用，必须扩建，则诞生了日后的弥敦道。

同样据林友兰的记述，九龙半岛展开连串巨大建设工程之前的尖沙咀，“当年驻港英军为了便利运输”，已开辟了一条名为“罗便臣道”的马路，弥敦则在那条道路的基础上，将之加阔，并由南至北延长，直抵界限街，而这条道路到 1909 年时正式命名为弥敦道，明显是以此表示对弥敦在任期间大力发展九龙半岛作出贡献的肯定，因为自修筑了尖沙咀火车总站及弥敦道后，两者成为九龙半岛的新地标，亦是交通连结的大动脉，尖沙咀及整个九龙半岛随即发生巨大蜕变，不但居住人口骤升，经济活动日繁，九龙更从此腾飞，成为中外社会一个朗朗上口的名字。

有趣的是，1909 年正式把扩展的罗便臣道易名为弥敦道时，殖民地政府同时亦更改了九龙半岛上其他不同街道的名称，其中的最大特色是：以弥敦道作为分界线，东边的仍沿用洋人名字，如漆咸道、么地道、加拿芬道、堪富利士道、金马伦道、加连威老道、金巴利道等；西边的则改用中国及越南的城市名称，例如北京道、汉口道、广东道、海防道、河内道、梧州道、甘肃街、上海街、西贡街等；部分由东而西的街道如佐敦道、柯士甸道等也维持洋人名称。弥敦道以西街道引入中国及越南等地海口城市命名的做法，可能与当时尖沙咀西边码头有不少中国大陆劳工工作和生活有关，亦可能是与那些海口城市有紧密和巨大贸易往来之故，街道改用这些名字相信能够让在那里工作的内地劳工有一份亲切感，聊表他们“思乡”之情，不可谓不心思慎密、考虑周到。日后，无论是弥敦道东西方开辟新道路时，便较少从这个方向想，或者说沿用这一原则为街道命名，因此便有了不同形式与较杂乱的街道命名。

另一点不可不知的是，弥敦当年倡议扩建道路时，曾被嘲为“弥敦蠢事”（Nathan’s folly），传闻或表面的原因，是评论指九龙半岛十分荒芜，认为花巨款开辟那么宽阔绵长的道路日后没人使用（即 1901 年时九龙半岛只有四万多人口而已），变成大白象工程，引伸出弥敦可能因此“丢官”，成为他突然离任的原因。但深入或引人关注的，则是反映了同辈中有不少人不觉得他能成事，主要原因不在于那里是“山陵起伏的荒原”，而是另外两大原因：其一是该区乃“欧人住宅保留区，限制华人进入居住”；其二是那里有“大批英军在山坡上扎营，并将大部分土地划为军区”。两者均牵涉某些人的重大利益，属于不容触碰的“禁区”。具工程专业背景又年轻力壮的弥敦，看来在发展九龙和新界一事上曾力排众议，且言出必行，开山劈石面容不改，亦不畏困难，尖沙咀面貌旋即因此大变，惟弥敦相信在这次大兴土木的大型工程中，留下了另一个与别不同——成为香港开埠以还第二位任期最短的港督。

他于1907 年“落台”，离港后，被调往南非一个名叫纳塔尔（Natal）的地方任职，17 遭贬谪的色彩浓厚。弥敦由 1904 年 7 月到港履新，于 1907年 4 月离开，实际任期只有两年多，那时他刚 45 岁，按道理不会是因健康理由下台；而当时香港、中国大陆、英国，以至欧洲其他地方，甚至世界都一片歌舞升平，因此不似是因时局巨变而下台。因开发尖沙咀得罪英国军方或其他欧籍人士而“中箭下马”，是其中的一些可能推测，值得日后深入探讨。

书名：弥敦道上：金光旧梦换新颜

作者：郑宏泰、周文港

作者简介：郑宏泰，现任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副所长（执行）、社会与政治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全球中国研究计划联席召集人、中国文化研究所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香港亚太研究所电话调查研究室总监。郑博士在香港大学先后考获工商管理学士、哲学硕士及哲学博士学位，主要从事华人家族企业研究、企业家精神与社会网络、华人社会变迁与身份认同、香港金融市场变革与发展、香港和澳门社会调查与分析，以及中国软实力与“一带一路”研究等。

周文港，现任岭南大学潘苏通沪港经济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岭南大学中国经济研究部副总监、岭南大学STEAM教育及研究中心总监、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名誉副研究员等。周博士在香港大学考获经济社会学哲学博士、并曾取得香港中文大学学位教师教育文凭、香港浸会大学一级荣誉文学士学位。研究兴趣是华人家族企业、两岸四地政商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港澳台研究等。目前主要从事中国内地与香港的经济发展、“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尤其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自由贸易区、产业发展、人民币国际化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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