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例风波一周年｜警署等候6小时见被捕者　义务律师：尽力而为

5月27日，立法会二读审议《国歌法》，网上有人发动“三罢”抗议，当日中环、铜锣湾、湾仔及旺角街上各区均发生冲突，至晚上警方公布指，全日拘捕逾360人。
当天下午，彭皓昕收到从义务律师团群组传来被捕人的求助信息，虽然翌日要参加香港律师会理事改选，但她还是按捺不住，在群组里留言问了句：“要不要帮忙？”对方回复“要呀”。她即二话不说从律师楼匆匆赶到北角警署，发现警署内有约150名被捕人士，报案室内有30多名律师。最后她在报案室待了足足6小时，才能见被捕人士一面。
彭皓昕说，自己小时候也曾想过当警察，“觉得着制服好型”。但长大后，她并没有当上警察，反而站在律师的角度，思考法律与政治的界线愈发模糊的危机，“我们理想中的法治，是人人平等、公权力要受到有效的限制，并要公平公开公正。法律与政治这么近不是办法，整个法律制度开始失信，互相的仇恨情绪只有不断延续 ，好悲哀”。
摄影：黄宝莹

身在英国　因7.21事件提前返港

现年31岁彭皓昕，是香港执业事务律师。去年6月，香港爆发反修例运动，当时她远在英国，正埋头准备法律硕士学位的考试。“无能为力”四字，总括了不少海外港人的内心写照，彭皓昕亦然。纵然她心在香港，但却身处9,000公里外，那份无力感至今记忆犹新：早上8时起床的例行公事，是打开直播收看香港下午的最新情况，紧贴家乡最新消息，“直至看到香港凌晨12时，英国下午3、4时，大家散了，我便开始温书”。

彭皓昕原本打算毕业后继续在英国寻觅工作机会，可是7月21日却发生了元朗白衣人无差别袭击事件，她把心一横改变计划，一星期内便返港，“运动已不只是警察与市民的冲突，大家对政府及警察的信任已跌到……”她顿一顿，声音微微颤抖，“好心痛，好想同香港一齐”。

义务律师群组　逢示威日子候命

返港后，她开始接收不同民间团体转介的被捕人士求助个案，参与协助处理法律程序。义务律师之间有一个“总台”群组，彭皓昕说，每逢示威日子，总台便会另开一个新群组，有一群值日的义务律师候命，“有人若非已连续几天到场帮忙而太累，只要仍有时间的话，就会加入当日群组，不过往往遇上大型拘捕，总台即时都会问有没有再多些人（律师）”。

战线火头四处丛生，计划赶不上形势变化。警方在示威中多次作出大型拘捕，一大批义务律师只好如潮水般涌到警署追赶被捕人潮；到达警署后，迎来的总是漫长的等待。在示威发生得最频密的8、9月，义务律师们在报案室内等待4、5小时或以上才能见被捕者，绝对是等闲事。彭皓昕忆述，律师总台甚至派遣了1名律师，携同电脑及小型打印机到警署，专责处理被捕人士名单，“像办公室一样，实在太多名字，只好现场印1个副本留记录”。

拘捕数目庞大　被捕人士身穿警方提供的球衣

这一年来，彭皓昕处理过数之不尽在反修例运动中被捕的个案，她试过到医院见被捕人士，度过漫长的9小时，“从12点等到9点，还是见不到当事人”；她也清楚记得，去年8月7日，是她第一日当义务律师，那天正是法律界第二次促请政府设立独立调查委员会的游行；同一时间，网传有白衣人在北角施袭，她马上离开游行队伍跑到北角警署，处理1名没有防毒装备、在示威现场被捕的20多岁女生的案件。

刚过去的5月27日，有大批人上街反对《国歌法》，事后警方全日拘捕逾360人。彭皓昕又赶到北角警署，其中一幕叫她尤其深刻，“警署好多人，进去时见到每个被捕者都穿着球衣，我向其中1个男生问了句：‘你打完波入嚟？’他没回答，我照样记下他资料，拿了他的身份证抄下出生日期，见到是2007年。我以为自己抄错了换领身份证的日期，再看一次，原来没看错，他只得12岁”。

后来她才发现那件球衣的用途，“原来他们不是打完球，那是警察提供的球衣。上面写了号码，每一个被捕人士都有号码，我见过有百多号的人”。

既然香港人的公民意识这么强，又这么紧张自己的命运，包括未来的的国安法。作为律师，我们只能在自己的岗位上面尽力而为

香港法庭负荷不了如此多案件，彭皓昕也曾试过当义务律师期间，挨到胃炎要入院，但她只轻轻带过此事，“既然香港人的公民意识这么强，又这么紧张自己的命运，包括未来的的国安法。作为律师，我们只能在自己的岗位上面尽力而为”。

“作为律师，我相信民主、自由及司法独立”

眼前的彭皓昕头发及肩，言行比同龄人稳重，每个用字都经过谨慎思考才吐出。她生长于中产之家，选择读法律的原因不难解释：“中学时成绩可以，不是做医生就是做律师”。后来她入读中大法律学院，2014年雨伞运动时，她就在夏悫道上的律师行实习，目睹马路上坐满人，又见证过催泪弹清场，这个时代也成就了她，“那时全民都讨论公民抗命是什么，我好感恩可以活在这些环境之中”。

作为律师，我相信民主、自由及司法独立这些价值，我唯有尽力去做，甚至我们是不是已经不应讲‘捍卫’法治，而是要像民主一样，都要争取回来。

然而，近年来有不少人说香港法治已死。作为律师，应如何走下去？彭皓昕未至于如此悲观，她理解有人对法治制度失去信心的原因，但认为讨论香港法治是否已死没太大意义。她说：“作为律师，我相信民主、自由及司法独立这些价值，我唯有尽力去做，甚至我们是不是已经不应讲‘捍卫’法治，而是要像民主一样，都要争取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