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犯条例】23岁被捕社工刘家栋：政府看不到年青人的生命重量

刘家栋把长发束到后面，整张脸看起来跟他的颈箍一般苍白。7月27日，他在“光复元朗”当晚，被警察制服拘捕，随后被控阻差办公。保释之后，他右眼边瘀青仍在，结了一点点痂，眼白也不再是血红色，“但其实还是会痛。”他说。
这些痛没有令他哭。被拘留在病房的64小时，与外界断绝联络，心跳过慢的他看著天花板发呆，开始慌张，觉得时间过得很慢，好痛苦。“朋友后来告诉我44人被控暴动，”他流下眼泪。“我有种羞耻感，比起那44个朋友，我的辛苦算是什么？”
摄影：郑子峰

“我不后悔”

反修订《逃犯条例》示威发展到7月21日，突然急速转向——当晚元朗白衣人无差别殴打市民，警察39分钟才接报到场，激起民众质疑警黑勾结。隔了一个星期，人们走入元朗，要展示自己不怕暴力恐吓的决心。当晚防暴警察清场，23岁的刘家栋被警员制服，左边脸朝地，左手高举社工证。他被控“阻差办公”，被拘留64小时直接提堂后终获保释，他穿著病人服，顶著一只红眼睛跟记者说：“我不后悔。”

在整个六月以来的社会运动，大部分社工都不带任何装备地游走冲突现场，提供被捕或医疗支援，辅导情绪，在警戒线按警例向警察查询清场时示威者的撤离路线。“社工在这个时候，是沟通的角色。社工是当你慌张的时候，有人在你身边，话我喺度，告知你在不同情况下有什么权利，令大家心安。”

本身是“社工复兴运动”成员的刘家栋，觉得这场运动重新定义了社工证。“以前这张证是帮我们去转介个案，但到这些情况就没用了。”他笑道。“但愈来愈多人拿著这张证去作支援，我会形容是复兴社工价值。Social Worker，社会才是我们的本位。”

示威者的一句：“我明呀”　

被拘留在病房的64小时，整整三天的时间，运动的发展迅速又翻过一波。他不被获准离床，也不可以跟病友聊天，看著天花板数算时间过去，睡不好，时时刻刻都在想外面还有没有人被拘捕，有没有人受伤。后来他从朋友口中得知44人在中上环冲突中被控暴动罪，当中有厨师、机师、护士。相比之下，他觉得自己没资格喊苦。

只是这些教他想到七一示威者占领立法会的时候，示威者以大声公哭著说，站著没用的，而他跟准备占领立法会的示威者说，暴动罪要坐十年，“他们应我，好简单一句：我明呀。我唔去坐十年，十年后的香港我都接受唔到。”他说：“一个后生仔入去十年，最青春的时间没了。我觉得他们没想过自己可以得到什么，而是香港得到什么。”

“这个夏天好热。”他说：“每次群众上街都好辛苦，但他们不愿意停下来。”于是他也不愿意休息。“我觉得自己做得未够，唔可以停。”

自杀与绝望　社工也无力的时刻

示威者梁凌杰坠楼逝去那天，刘家栋在办公室工作，得知消息一刻，脑中一片空白。此前他一直有做相关防止青年自杀的工作，很快跟同工以“防止学生自杀民间联席”名义举办了记者会，促请政府尽快回应民间诉求。记者会之后，他碌碌手机，又见一个人留下反送中讯息后自杀。

他后来在梁凌杰坠楼的现场太古广场做情绪支援。二百万人游行当日，许多人前往悼念，一些社工伴著情绪崩溃的人坐在暗角。刘家栋记得有年青人出身基层，有人出身律师世家，却一样哭得厉害，“一个16岁，一个18岁，自初中开始就见到DQ议员、一地两检、三跑，不是没感受的，只是不知怎样站出来。到现在，他们见到人牺牲觉得很绝望，共同诉求是希望拥有民主自由的社会，却发觉用尽方法都撼动不到政府。”

“这么多年来，清楚见到政府想要的人民是谁：努力揾钱，发展经济；但过程中人民却不断被剥削。”他说的不只是民生政策，也是青年试图改变社会制度的方式，比如被选举权。“只有民主政制才有真正幸福，这是一代年青人看到的，所以才把变革看得比自己更重。”

他到粉岭嘉福邨给亡者上了一炷香，此后看著悼念的群众哑口无言。“我尝试安抚大家，但好难，大家难过是因为都明白生命的重量，但威权政府完全看不到。”社工这时也显得无力，“逐条人命，我们想救，但做不到咁多。社会改变也是，真正要改变的是政府。唯一出路是政府愿意聆听市民。”

政府不懂得生命的重量

生命的重量，到底是什么，刘家栋经历过，他知道。出身基层家庭，曾经因为父母管教令他痛苦，他宁愿终日跳跳街舞也不想读书，低潮时两度企图自杀。“找不到生命的价值时好痛苦，不要说明天，单单是活在今天也很痛苦。”跟外展社工联络后，他慢慢走过来，凝望过去的自己和父母，看到图画的另一面，“好明白弱势带给人什么，对心灵的局限是什么。”

升上高中，刚好是反国教一役的社会运动热潮，同时读到六四事件的他，发现原来有人可以为社会牺牲到难以想像的程度。加上读过CD（社区发展）元老莫庆联的一篇文章，他发觉社工这个专业曾于70年代跟天台屋街坊一同抗争。“原来有份工可以让我投身社会去改革社会。中四时，决定点都要做社工。”他选科时，除了社工，统统不选；近年主动加入“社工复兴运动”，一边投身智障人士权益和学童自杀议题，也曾以21岁之龄参选社福界特首选委。

如果当天没走上社工的路，今天他会是怎样的一个人？如果当个远离政治的人，生活会不会更好？刘家栋摸摸下巴，“好难想像啊，因为我从没后悔走上社工的路，是社工成就我这个人……找到生命的价值，不为自己而活，而是为他人而活，这是社工带给我的价值。可能我牺牲带不来什么效益，甚至到头来是一无所有，我都愿意。”

留守香港　不舍得的人和事

刘家栋每逢提起现场遇见的每一个示威者，泪水总是源源不绝。这次他说的却是一个关于爱的故事，始于一场示威者误解社工劝参与者离开的指骂，“我试过畀个示威者闹到七彩、体无完肤，几日之后他在网络上人搭人地找到我，跟我说对不起，我明白他们不是故意发泄在我身上，而是太多恐惧太多怒气了，其实他们很有质素，没有政府所讲的暴戾。”社工专业或许要求控制情绪，但到底是个23岁的年青人，他吸吸鼻子，“这些时刻，我也是人啊，这些眼泪是凭我身为一个人的身份而来。”

这份年轻，让他更能感受到年轻示威者如何独自扛下一些抗争的代价。访问时，母亲给他打电话，担心他未吃饭，他拿起备用电话，眼也不眨地跟妈妈说吃过了。挂线后他无奈的笑，其实他一整天都在忙，没吃饭，还觉冷请记者调高冷气温度，但为了不让妈妈担心，说了谎。“家人真的很担心，真的要花时间哄哄他们。”

移民与否，谁都想像过，但不愿离开只因为还有不舍得。碌碌刘家栋的Facebook，他以前旅行时上载过一张西藏天空的照片，天空湛蓝而黄土飞扬，仿如图画。这片土地，他似乎很难再踏足了；如同他出生地。他在大陆出生，幼稚园唱过国歌，戴过红领巾，小学时跟家人来到香港，中学时思想偏向认同牺牲换取稳定生活，慢慢学会了自由、人权和民主的概念，“香港养我育我，是香港成就了我。大家也一样，很想重拾自己的价值和身分。”他说：“香港要死，我都选择陪香港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