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疯狂之二】 精神病康复者挺身投诉歧视　今做临记得自由

近日港铁尖沙咀站发生纵火案，疑犯怀疑有精神病纪录。当我们在媒体看到关于精神病人的报导：某年某时某地发生伤亡事件，疑犯有精神病纪录。完。生命之间的爱恨纠缠、疑凶的动机过去未来，就此被平面化；而精神病患者，亦等于惨剧的罪魁祸首。“经济学人智库”去年公布的《精神健康融入指数》指，15个亚太地区之中，香港为精神病患者提供的支援只排行第7。精神病康复者如何走过疯狂的挣扎与情感，又有谁在意？于是我们决定，必须聆听几位精神病康复者如何走过疯狂的故事。Gary当年因误信“邪教”而病发，在进出医院间经历离婚失业；但他没有自暴自弃，积极找散工，最近因做“临记”而获得满足感。这些年来，他又积极为精神病康复者争取权益，挺身投诉港铁歧视。（此为系列之二）

患病近廿年、出院离开葵涌医院十年，Gary曾被标签及恶言相向：“好心你有精神病就唔好出街啦”；但他仍然无畏无惧，积极帮精神病患者争取权益。职场路上，他屡遇挫折，直至遇上“临记”这短暂性的工种——“同事”相见只是过路，歧视与标签也每日随幕终而飘散。

世界末日没有到来 信徒已精神错乱

还记得吗？当年临近千禧年，锡安教鼓吹“千年虫”、“双氧水”等概念，又鼓励信徒积谷防饥，购入大批食物食水。2000年，“世界末日”没有来到，旁人一笑了之；有信徒却因此下半生走上另一条路。

Gary说，他当年是“信徒”，也因此而精神错乱。

1990年起他信奉锡安教，虔诚得每日看圣经，子女的名字均与信仰有关，一家人食饭前定必齐齐饭前祷告。当年他又对“千年虫”深信不疑，每天惦记世界末日将至。

1998年，当时他从事装修业，替前妻亲戚装修时与对方各持己见，发生争执。他只记得自己情绪激动，随即“断片”，到回复意识时，已被绑在葵涌医院的病床上。他被确诊患狂躁抑郁症，在葵涌医院精神科住了好几年，“我有些日子很清醒、有些日子断片。”

清醒的日子，他懂得向前妻提出离婚、要求对方好好照顾一双年幼子女、又将所有财产转至对方名下。“自己知自己事，我情况时好时坏，不知几时才能完全痊愈。那就不要耽误人（前妻），也希望她专心照顾子女就可以，不用费太多心神在我身上。”其前妻后来再婚，Gary的两名子女与继父同住。

入院第二日，他突然分辨到，“错的只是锡安教而不是圣经。”因此出院这些年来，他仍旧信耶稣，只是上另一间教会。

“好心你有精神病就唔好出街啦”

2006年，Gary首次出院后开始住在中途宿舍，加入“香港精神康复者联盟”（精盟）做义工。这10年间，他代表精神病患者，争取坐港铁巴士“两蚊”优惠，“去九巴向港铁总部门口请愿，又与立法会议员开会”。2014年，港铁终批准包括精神病患者在内的残疾人士，以$2搭港铁。“一开始未有残疾人士的专属八达通，我们以优惠车票入闸时，闸机会亮灯，可能会有职员来检查，我们就要出示残疾人士登记证。而登记证背面写明残疾类别，我的证上就大大只字写明‘精神病’。试过一次港铁职员来检查时，看到我的登记证竟然说：‘好心你有精神病就唔好出街啦’。”他内心很受伤，又觉得被侵犯私隐，便反映投诉，后来精神病患者有专属的八达通，才毋须再每次搭港铁均需被检查。

近两年巴士、小巴亦相继加入“两蚊”优惠行列，Gary认为有助精神病康复者改善病情，“鼓励我们多些外出，不用整天躲在家中，胡思乱想。”

求职屡遇挫折

出院早年，Gary任职办公室助理时，因药物最大副作用经常嗑睡，收过几次警告信；岂料一要求减药就出事“病发”，再次入院。第二次出院，他转职中环一间金融公司，“那时我很高兴！起码能跟子女说爸爸不用再拿综援了。”岂料因经常OT及压力太大，第三次病发入院。这次出院后，他不敢再找太大压力的工作，重领综援，间中做兼职帮补。

去年11月，他应征一份家品仓务员的工作时，如实申报自己有精神病，起初雇主欣然聘用。岂料上班数天后却无故遭解雇，“我没有问原因，不用问也猜到吧。”他心有不甘，马上到平等机会委员会投诉，但后来他又认为“唔想搞到咁大”，恐影响日后其他精神病康复者的就业机会，没有提出诉讼。“就算畀我胜出官司，也只是一次半次；只怕会吓怕雇主，从此直情不敢聘用精神病康复者。”

“临记”胜在够自由　每日见新面孔不怕标签

这大半年，他经朋友介绍任职电影“临记”，一星期开工1至2天，工资为最低时薪，有时包两餐。他拍过的电影有《使徒行者》、《江湖悲剧》、《拆弹专家》等。Gary原本就爱看电影，说起做“临记”，整个人变得神彩飞扬，不住说“廖启智好好戏”、“我上次同刘德华有对手戏”。“上次我做个人质角色，要同个警察讲‘我家人还在里面快救他们’，原来演警察的就是刘德华！”此外他对演出质素亦有自我要求，不屑提起他有份参演某套电影，“那出戏很垃圾”，仿佛只是“临记”的他也与有辱焉。

他曾扮演人质、黑社会成员、警察、日本兵等角色，更将造形照设为自己的whatsapp头像。“虽然赚到的钱不多，但令我眼界大开，个人开心咗。”有份参与一些“大制作”，是他的贡献及骄傲。

他又指自己在片场表现成熟，从不闲聊，“临记”公司才会一次又一次重复找他工作，“有些临记很不靠谱，在片场很大声说话，会妨碍别人拍戏的嘛！我在片场从不出声，只是聆听就有够精彩。”

此外，因电影片场的工作人员组合每次也不一样，“临记”领班亦不是永远同一人，每次“上班”都是面对新脸孔。“这样即使曾发生任何不愉快事件，下次就不会再见了，不怕被标签。”此外，有一定“演出经验”的他，现时合作的临记公司不只一间，港台制作组也偶然找他客串，某次同一天有3份工作可供他选择，毋须“依附”在某公司或某上司身上。

只是因他现居的宿舍每晚十时关门，有时“临记”工作需于清晨集合，他会事先知会宿舍职员、带同药物跟身，在麦当劳过夜。他也不觉得辛苦，乐在其中。

我走我路

本年初，Gary搬至另一间中途宿舍，离开已居住十年的环境。但Gary说毫不害怕，现已适应力。他又不怕正面上镜，若遭“临记”公司解雇，是对方的损失，他自能另谋高就。是的，正如他这些年来争取权益，一直无畏无惧，即使孤身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