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女百态】油麻地歌厅的一百种歌女　不分昼夜为生存、在寻梦

上世纪银幕上的歌女，是现代绝色尤物，舞台上举手投足倾倒众生，背后却有个凄婉的悲剧人生。半世纪过去，歌声仍犹在耳，回音飘散油麻地庙街，推开歌厅那一扇门，如时光倒流，歌女属于过去，也是现在。她们穷一生歌唱，在霓虹璀璨之处，不见昼夜地生存与寻梦。
歌女故事百态，慢慢拼凑成一幅完整的香港娱乐历史地图，音乐流变如歌。笙歌夜夜响起，粤曲、国语时代曲、80、90年代流行曲，悠扬在从前的夜总会、庙街露天歌坛，至今天风情不变的歌厅。客人依旧来寻开心，歌女一曲解愁，同觅知音人，同于歌厅娱乐众生。千千阙歌倒映人生，歌女与听客忆说那些来得似火的往事，如今消散如烟。在旋律变成回忆之前，这地方、哪首歌，有谁共鸣？
摄影：林振东
影片：林可欣、林振东

兰姐的庙街粤曲梦

细看歌女面容，嫣红脂粉盖不了风霜。徐玉兰（兰姐）今年56岁，一束短发，感觉干练刚强。23岁前，她在大陆唱政治歌，为官方高唱一孩政策、反走私之歌，到处演唱。她很珍惜这些机会。“那时白天做园艺女工，剪草呀、把花草布置在不同场地，一日只得30元，晚上去唱几首歌，就有10元，一个月唱6、7晚，好开心。”

兰姐的嗓子粗厚高昂，少女时期初试啼声，已被师傅看好，专唱粤曲大喉星腔，男曲女唱，她都游刃有余。她自言有观众缘，歌唱生涯初始，已有“小小名气”：她数算在大陆的威水史，20岁出头横扫不同曲艺比赛奖项，又亮相电视台，早已视唱歌为终生职业。1983年她获审批来港，纵不舍大陆的歌唱事业，却为家庭团聚和在港生计，还是当起电子厂女工，嗓子悄然隐伏。

一晚她在庙街蹓跶，沿着歌声走到露天歌坛，不自觉地随着曲子奏调，打起拍子，直至音乐完结，心中仍有一个未完的梦。

“小姐小姐，我刚才听妳哼唱，妳系咪识唱粤曲？我明天有场表演想请妳来唱。”一个素未谋面的歌女，上前邀约。青春美梦终在庙街重燃，兰姐注定与这个地方纠缠不清，一生于此卖唱，不再离去。

那是庙街的黄金年代，自60年代起每晚热闹沸腾。草根民众负担不起歌厅的高消费，就走到这个露天的平民夜总会。粤曲是那个年代的流行音乐，夜夜热唱，为基层提供廉价娱乐。很多人都说，庙街是粤语音乐的起点之一，上一代不少红星歌手也是从这里走出去。像尹光、张伟文，在这一个小地头，唱着平民之歌，风格结集中国小调与粤曲，唱出大众心底话。

兰姐没走上主流大舞台，歌唱之路走得平坦。她初出道时颇有人气，“我在大陆落来，表演风格和姿势特别，客人因觉得有趣而留意我，哈哈。”她瞇起眼笑说。她在庙街唱、酒楼唱，1993年离开街档，唱到楼上歌座。

行内无人不识的庙街贤昆商业大厦，是当年曲艺社和歌座云集、歌女卖艺谋生之地。歌厅最火红的年代，大概在1997年前后，那几年，兰姐一踏上舞台，打赏源源不绝。“音乐一响起，叔伯人客自动自觉，排住队上前给利是，最多试过一晚赚5万元，少极都有2,000、3,000元。客人都想自己的歌星偶像叻和开心，会互相比较。”

如今，兰姐再说起当年的辉煌事，仍然雀跃得沾沾自喜，“看到自己过往成绩，有掌声和奖金，有人欣赏，好满足开心。”

千禧后歌厅式微　视歌唱为志趣

千禧年后歌厅风光不再。中港渐开放互通，两地换城消费，更多港人北上工作、娱乐消遣，惯常来庙街听歌的一辈也少来了。歌厅生存空间愈缩愈小，亦于同一商厦不断迁层、换单位。那座商厦终要改建，于2012年以数亿元易手，现址已是内外华丽的精品酒店。楼上歌座要结业，一代的歌厅文化日渐式微，歌女各散东西，转战地舖至今。

兰姐对歌厅始终余情未了，两年多前，与丈夫接手共同打理一间地舖，月租约7万元。这时的她，两个儿子都长大了，对母亲日夜颠倒的工作，多年来从没怨怪一句。兰姐这几年家庭压力减轻，内心平静无波，不再拼命的唱，视唱歌如志趣。她歌厅的歌女不时在门口请陌生客入来坐坐、听歌，想带旺生意，“我好潇洒，客人不多给打赏，不要问，你怎知道对方够不够钱，不要令人尴尬。”她以前见过歌女挟着听客，跑到柜员机提款，回来再唱、再打赏。“做歌星，与客人关系随缘。”她看透歌坛，想得开怀。

歌厅随着曲目类型流行而转型，客人想听什么，点唱什么，歌女都要随传随唱。兰姐唱粤曲出身，首首倒唱如流，80年代后粤语流行曲流行起来，兰姐也跟着学唱。她的饮歌较为另类，皆是男声阶的曲子，《男儿当自强》、《霍元甲》、《包青天》，在台上唱起来嘹亮雄浑。“都是当红电视剧的主题曲……是亚视的，但都已执笠了，没了。”兰姐声音突然细碎，像想起失去的什么。

影儿：“歌厅不是古灵精怪的地方”

影儿与兰姐背景相似，80年代从广东来港，却爱唱国语时代曲。她的声线幼细，唱起歌后周璇的歌，温婉细腻。她的成长年代，国语歌同样风靡，周璇、白光等上海南来歌手家传户晓。影儿年轻时已于广东的舞厅夜场、文化公园唱歌表演，来港后，她到酒楼堂会、宴会作表演歌手娱宾，再经行家介绍入行，来到庙街歌厅。

历经歌坛风浪，8年多前影儿成为另一家歌厅的老板娘，“我好大情大圣，不会特别为了什么而难过或可惜。”她10年前“唔想成世唱歌”，很有生意鸿图，曾北上开餐厅、卡拉OK场，两地奔走，但因管理不善，生意不算理想。后来政府和地产商要收地发展高球场，她也结束业务，回港专心一意经营歌厅。

眼前的她，打扮时髦，双眼有神，看上去不像60岁的女人。相熟的老客人近几年一一过身，“有的脑充血死，有的癌症死，老的老去，有些人北上听粤曲，快走光了。”另边厢，业主数年间不断调整租金，现时每月交租9.8万元，歌厅收入难以维持，她意兴阑珊说，多做两年，待租约完结，再想去路，但又苦笑：“我们这年纪退休了，还可做什么，谁会聘请？”

从前她爱旅游，曾游遍半个地球，“不再唱歌，我想去旅行，边度都想去”，又想过跟在澳大利亚定居的儿子同住，但自言一把年纪，不谙英语；有时更喜欢一个人“清清静静”，觉得歌厅和歌女的事务安排，有时很繁琐。

其实影儿还很在意歌厅，设法求存，例如曾租予独立乐队开演唱会、电影拍摄。她心里一直介意外界对庙街的负面印象：“其实歌厅不是古灵精怪的地方，好正常来听歌，入场付20元就有茶水提供，有冷气叹，坐数小时、一整场，就这样而已！我一样在此生存廿多年。”

金铃：前当红歌女 霸气如昔

不少人以为歌厅就是夜场、夜总会，品流复杂。而夜总会歌女在电影中，野性难驯，媚惑众生，唱着《卡门》：“爱情不过是一种普通的玩意儿，一点也不稀奇！男人不过是一件消遣的东西，有什么了不起？”让人好奇现实中，这样的歌女是什么样子，过怎样的人生。

金铃在夜总会唱了很多年，之后才来庙街。初见她时，她戴着一副黑超眼镜、挂上蓝芽耳机，说话霸气，总觉得她大有来头，很有背景。她生于小康之家，未有电视的60年代初，她听着家中留声机，跟着学唱，唱尽西洋乐曲、国语金曲。18岁那年，同学姊姊找替工表演，金铃无心插柳入行，当上歌女，愈唱愈红。“那时后生，又靓女，唱得好，包家（负责人）一定拉着你不放，想你唱多几场。”

年轻时她不愁没工作，一晚跑几场，白天在荔园表演后，晚上便到夜总会，或赶到船艇演唱。当年炙手可热的歌女，算是金铃这种。她的歌声轻柔缓缓，入耳安和，且外表娟丽，今天再细望60岁的她，风韵犹在。

她20余岁便结婚生子，愿意在家相夫教子，形容自己有几年是“煮饭婆”。重出歌坛，是她30岁后的事。她在中式夜总会唱歌多年，那是60年代起流行的社交场所，白天饮茶、晚上餐宴，表演前台有个舞池，但没有小姐陪舞，罗文、徐小凤、陈百强都曾在此登台表演。

金铃笑说自己单纯唱歌谋生，当年亦有人对她崇拜倾倒。“我没告诉他们自己结过婚、离过婚；有两个男人有晚分别驾着车来，在门口等我收工，争说一早约了我。你们慢慢争，我先离开，哈哈。”金铃淡然一笑；数十年过去，她始终不是《卡门》中轻浮的吉卜赛女郎。

余大哥：从常客到歌女徒弟

“系呀，佢后生𠮶阵，女神来㗎，人靓声甜，又够高，身材又好，自然得人欢心。”在旁的男客人和应。他是余大哥，20多年前在中式夜总会结识金铃，失联多年，二人90年代在庙街歌厅重遇。以为有什么爱情故事，“我教余大哥唱歌，他就青出于蓝，现在来歌厅上台合唱，表现不错。”他俩就是由师徒情谊变为惺惺相惜的好友，关系微妙。坐在一台聊音乐，随便哼几句，二人每首都合唱起来。

余大哥崇拜邓丽君，亦听周璇，是歌厅常客。他一周六天任的士司机，放假那晚走匀几间歌厅。对于唱歌，他充满热诚和激情：“我好有音乐细胞，且感情澎湃，所以要来爆发表演。”客人上台与歌女合唱一曲，要付100元，余大哥至少唱几首。“我要唱3个场，要有能力先得，因为消费高、像烧金啊。”

只要是上个年代的歌曲，余大哥都通晓，琅琅上口《Doris Day》、《南海姑娘》等过千首。他说这些曲子唱起来，歌中有画。“那些现代流行曲，陈奕迅《富士山下》、《葡萄成熟时》，歌词复杂，在我脑海留不住。”

“除了来歌厅，还可以去哪里”

经典歌曲扣连余大哥的人生与恋爱故事，他把感情投放歌中，想起故人，“我喜欢一个人20多年，当年为她付出很多，那时我说待儿子长大，我便与她一起，但她等不到我。最近再见到她，爱情感觉没有了。”年届65岁的他说人到老去，其实过得不快乐，又皱起眉苦道：“好似我几十岁人，除了来歌厅，还可以去哪里，我不喜欢逛商场。”

上一代的人消遣娱乐，享受属于他们时代的音乐，如今只剩下歌厅。各式夜总会、游乐场舞台90年代起渐被时代巨轮淘汰；金铃年约40岁转战歌厅，才在这儿看懂人生百态。“起初好不习惯，夜总会稳定月薪，歌厅就要拆帐，以日计或每首计，歌女都想多赚。之后被朋友背叛，我一直待她很好，世态炎凉呀。”她没再多说当年何事，只忆起曾因此在台上落泪，自此把人生与歌场想得豁达。

8年前她与拍档夹钱开歌厅，对方突然失踪，欠下的街数、酒债几万元，执达吏上门清盘。“全行都知我好惨，但我一个女人仔，没有麻甩佬帮手，又可以点样？”这些年她从没想再找个伴，说歌厅的男人都很坏，以前一直不让外面的男友进来。彼时她孑然一身，儿子的茶餐厅快开张，她说不做歌厅，也可以当老板娘了。

“妈妈其实是歌女”

歌女淑娴则是一个离婚妇人的故事。沙士那年，她独自带着三个儿子生活，走在街头十字路口徬徨迷失。年轻时她只知庙街的人非善男信女，从不知有歌厅。婚后她与社会脱节多年，45岁才重投职场。只得一把嗓子，见歌厅登报请歌女，淑娴用最大勇气，来到这里工作。初入行的数月，不但收入微薄，也是她最难熬的日子。她家住长洲，唱毕子夜场，便等至天亮，坐最早的船，回家倒头大睡；后来窝在市区㓥房，几年后够钱租较大单位，与儿子同住。也是近些年，淑娴才释怀，敢向20多岁的儿子坦白“妈妈其实是歌女”的心底话。

她少女时代听许冠杰、温拿乐队，又爱捧着录音机清唱自娱。淑娴声线像陈慧娴、张德兰，外形像30余岁OL，架起黑框眼镜，穿着半长裙，斯文安静。这10多年来，不乏捧场客专诚来听她唱歌，她在这逆市竟也遇过豪客，一晚花一万几千元；也曾在歌厅遇到知音人，更与她互诉心声。“许多客每日生意应酬，过得虚伪，来到这里，才放声唱歌、讲粗口，尽情放松。”客人北上消遣后，回到歌厅，点唱大陆流行神曲，《老鼠爱大米》、《两只蝴蝶》是淑娴近年在歌厅学唱的。

淑娴曾有个出唱片的梦，“哎呀，但都这个年纪，还有什么更大舞台吖？”人过半百岁，现时月入3万多元，又获客人赞赏，她已知足开怀，甘愿余生也在歌厅度过，“油麻地是我从前绝不踏足的地方，但当与这里的人接触多了，决定了以后日子都在此谋生，就会觉得，歌厅也不外如是。”

结语：一河之隔的共鸣

这夜有个23岁的女生光临，她是广州来的游客，对街道的歌声回音感觉熟悉，进内听到粤语的调子，很是亲切，还以为正举行歌友会，众人以歌会友。她儿时在广州跟祖母听粤曲，与母亲讨论香港娱乐明星，追看四大天王，也听着张国荣、陈奕迅和陈慧琳的歌长大。

这时台上正合唱《相思风雨中》，“我们识听，但唔识唱，很少年轻人会唱。今晚像有代沟，我不会上台唱，但或许到我老时，我会组织朋友，一起来这里高唱，唱我的歌。”她投入歌厅氛围，重想这些年来深受音乐薰染的经历，“这多少是从广东搬过来的，再在香港这文化熔炉中，发展而成的一种独有文化，音乐本来相通。”

歌厅凝固在90年代，再没追上时下流行曲，但音乐的共鸣并不必然随时代褪色；歌女今宵再唱，就让往事随风。

你想看更多精彩的深度文章吗？请购买今期《香港01》周报，或点击此处：成为我们的订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