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家者上楼记】露宿24年终安居不忘同路人：分配公义几时到基层

去年新年除夕，张木根还在街上过日子，当时政府要拆掉他在塘尾道桥底的木屋，72岁的一个老人，在民政事务处职员面前不卑不亢；一年过后的新年，张木根终于安坐家中，终于能过他口中“有尊严”的生活。他知道，自己幸运在有朋友鼓励，不然他早就在流连街头的日子磨蚀了生命。根叔结束24年露宿人生，但很多同路人仍居无定所，他并未忘记：“分配的公义，几时到低下阶层？”摄影：欧嘉乐

有瓦遮头：不用怕风吹雨打

根叔打开家中的窗，遥看窗外可望到旺角夜景，“年初二我坐在家里看烟花。”他说。

这扇窗看到的是根叔挨过数年露宿日子后，一道平常又珍贵的风景。他曾经犯事入狱，跟家人分开生活后，2003年左右他睡在深水埗枫树街球场旁，后来搬到塘尾道天桥底，搭起一个似模似样的木屋。去年访问时值冷冬，根叔痛风发作，加上每天清晨推车仔运送冻肉去街市，他十个指头和双腿痺痛，脸容苍白。

精神许多，至少打风落雨，不用再怕了。

“上楼之后精神许多，至少打风落雨，不用再怕了。”他说时中气十足。“你见我松毛松翼。”以前露宿街上，他放工后总急急脚回去桥底，最怕家当被偷，也怕老鼠。上楼之后，他照旧清晨七点上班干活，中午回家看看电视，傍晚回通州街看街坊捉棋，日子归于平淡。“心情好时，我晚上自己煮饭。没什么苛求了，有个雪柜，有个电视，还不满足吗？”

去年政府驱赶　今天“不再被人鄙视”

去年二月，民政事务处、社会福利署、地政总署和警务处的联合清拆行动引起媒体关注，民政事务处职员现身与根叔相约见面，指希望商讨安置。在根叔和政府的会面中，他们曾建议根叔入住临时宿舍，但宿舍普遍有门禁，令入住者难以找寻夜班散工，摆放个人物品空间也不多，他宁愿继续睡在街上小木屋。

直至四月，根叔获派发石硖尾公屋单位，他甫打开门便喜欢这小小空间。“比以前住的㓥房好多了。”八月他正式入伙，桥底木屋同时被政府拆毁，虽然自己珍藏多年的钓鱼工具在清理中被误送堆填区外，他没有半句怨言。“起码瞓得舒服，不再有被人鄙视的感觉。”他看着自己装嵌的双层床舖说道。

露宿者不想跟你谈太多，他以为你鄙视他。

苦难日子　不带物资的关心

今年新年，“关怀贫穷学校”事工赵日辉（Peter）、邓永谦（阿谦）跟其他一直关心根叔情况的朋友找他吃开年饭。以往多年，根叔始终孑然一身露宿。埋堆讲文化，他也乐得独自过活。听过某些露宿者的言辞，他不以为然：“有一种人，没物资就不理你。”但他也理解睡在街上无处着落的不安：“露宿者不想跟你谈太多，他以为你鄙视他。”

根叔总咧开掉落许多牙齿的嘴巴笑说，别带什么去找他。“来找我聊天，无任欢迎，大家做朋友，有需要就帮，不是为揾着数。”

但他以前并不这样——他也曾抗拒Peter跟他聊天。最初Peter在办公地方附近看见根叔寒冬露宿，主动去聊天，想给他带点厚衣御寒。Peter还记得当时根叔很冷峻，没多回应。

最苦闷时，我常常想，走上26层定28层好？我每天都想行上去。

那是根叔最难过的日子，他苦闷得不想见任何人。他在美丽都大厦徘徊，是保安狐疑让他暂时打退堂鼓。“我常常想，走上26层定28层好？我每天都想行上去。”

一向大大咧咧的他沉静下来。“那时我不想理他，是因为自卑感。”想不到Peter转头真去拿厚衣给他，后来干脆不带物资，找他聊天又跟他在街边打边炉。“那是一种鼓励。怎想到我们现在成了老友？”他拍拍他口中“财神爷”的肩膀，他说认识了Peter之后，工作机会来了，后来“关怀贫穷学校”还找他在“真人图书馆”跟学生和公众分享无家者的感受。

露宿者五年持续增加　清场事件不绝

“根叔希望其他无家者也尽快有安置。”Peter说。根据社会福利署在2018年5月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2017至2018年度共有1,127人登记为露宿者，50岁至69岁人占近一半。露宿者中，三成半人露宿五至十年，有逾两成人露宿十年以上。官方登记露宿数字五年以来呈上升趋势，由学院调查“全港无家者人口统计行动”则早在2015年指出已有1,614人露宿，当中廿四小时快餐店的无家者更由2013年的57人大幅上升至2015年的256人。

尽管人们以不同形式露宿街上、桥下和快餐店，政府清场事件仍源源不绝，像近月传出通州街桥底清场，而立法会议员和民间团体倡议的“无家者友善政策”也不见踪影。

安定之难：等公屋耐、私楼租贵环境差

露宿者新闻底下的留言中不乏有人说，露宿者自己选择了露宿的命运。根叔去年访问就曾为此动气：“点为之有得拣？我去打份工，收入几多？你担保我收入稳定，我就去找地方住。离开总有因由，没有人会贸贸然露宿。”他没领综援，只领高龄津贴，并靠打散工维生。

根叔也试过租㓥房，但环境恶劣影响精神，租金又贵，最终他还是溜回公园睡觉。2016至2017年，社区组织协会（SoCo）调查访问108名曾再露宿的受访者，当中逾九成曾经上楼，但大多数因环境问题如木虱、曱甴和老鼠横行，或因失业、加租而停租。当时受访者指，最能脱离露宿的方法是找到稳定工作或被编配合宜居所如过渡性房屋和公屋单位。

于是，当轮候公屋时间过长、私人楼宇租金昂贵且环境恶劣，加上临时宿舍住期只有四至六个月，不少人短暂安居后，又回到街上居住。

婚姻状况、地区编配令露宿者却步上楼

更甚的是，即使被编配公屋单位，露宿人们也各有所虑。比如露宿者能否重回生活多年、熟悉的社区？一些年老露宿者靠记忆走天涯，不谙科技，自然对陌生地区却步。

又比如部分露宿者和伴侣分居多年，没甚联络，但因家人仍居于公屋单位，如根叔，多年来他不想惊动家人，一直未申请轮候公屋。去年区议员告诉他办理离婚手续不会影响家人原来居所，他才着手办离婚，但过程不甚顺利；他的前妻不签署，入伙公屋的程序就未算完成。Peter的另一位露宿朋友亦因跟多年没见的伴侣未办离婚，拿了公屋锁匙也不得入其门。

不是我上到楼就开心，我也希望其他人有屋住。所以我问，政府在离岛填海（明日大屿），招呼多少基层的人呢？分配公义，几时到低层？

“分配公义，几时到低层？”

几十年前，也是过年前夕，根叔好赌，输了车舖，后来为了女儿的奶粉钱打劫。在四年半的监禁期中他见尽边缘人间，有犯下重案的死囚，也有因各种因缘犯事的人。他在狱中读金庸小说，逐字跟识字的囚友学习。他有时幻想自己出身时若有书读会成了个怎样的人？“林郑你很好命，有书读。如果我当时有书读的话，我不会做犯法的事吧，不会走到今时今日。”

他说，露宿者背负着故事，永远没有坦诚，他比很多人要坦白，是因为有真正朋友支撑。一个露宿者安居了，其他还在街上的人又如何？“政府赶露宿者很不现实，但它的游戏就这样玩。真正解决方法是拨地给低下阶层居住，就这样简单。这是苛求吗？”根叔说。“不是我上到楼就开心，我也希望其他人有屋住。所以我问，政府在离岛填海（明日大屿），招呼多少基层的人呢？分配公义，几时到低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