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行.专访下】导演应亮从母亲谈香港两代关系:老人变成商品

撰文: 陈芷慧
出版:更新:

流亡导演应亮,2012年改编杨桂袭警案拍成《我还有话要说》,献给自己的母亲,结果却被上海政府起诉,从此流亡香港。六年后的今天,他拍了另一部长片《自由行》,片中描写流亡导演杨枢,以自由行的方式,跟参加旅游团的母亲在台湾重逢,再呈现政治环境如何影响两代的关系。戏中杨母跟女儿说了一句:“你真当自己是香港人吗?”这话听来很讽刺,因为应亮今年刚拿到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他说在香港生活几年,对这个地方产生了感情,自己也当了父亲,要回复创作,从《九月二十八日.晴》因占中而争执的父女,到《自由行》杨枢与母亲,应亮从自身经验,谈到香港人两代的关系。摄影:高仲明

【自由行‧专访上】流亡导演应亮 渴望与父母重逢?我更渴望自由

坚强的母亲:“大不了,脱离关系”

母亲跟杨枢说,他们原来的老家政府收回拆迁了,赔偿也人性化。杨枢生气母亲不争不取不死守,总是对政府妥协的态度,一怒之下跑掉了。有时候,距离是美好,模糊了许多分歧,对应亮而言也是。后来,母亲跟她说:“大不了,我们脱离关系,你们不要感到意外。”杨母是何等豪情壮语。
电影《自由行》
《自由行》中杨枢母亲给她录音笔,把被警察盘问的过程偷偷地录下来。现实中,应亮母亲写了两万多字的信,仔细地纪录过程。(电影剧照)

应亮说:“这几乎是我母亲的原话。”2014年他走到金钟撑占中,后来港片《十年》被中共封杀,他在Facebook写过很多批评的字句。内地公安又找过他母亲几次,她母亲抛下一句:“大不了,断绝关系。”电影里杨母给杨枢的录音笔,现实中应母却给儿子写了两万多字,仔细地纪录七次被盘问的过程。她生气,生气国家“我儿子拍个电影,警察都来。”也生气应亮总是不听教。他们生存的世界,一直活于矛盾当中。他母亲以前就常说警察都是流氓,“她体会是真实,但爱国的心也很真实。她很真,本身也很矛盾。她就是这样一个人。”

应亮说,他的爸爸坐过政治冤狱,他爸爸不在的那个时期,一直是母亲在崩溃的边缘下撑著家,有些时候,母亲坐在家里某一个角落,不发一言,得疲惫、伤心的样子,亦见过母亲默默地掉过眼泪,却未曾哗啦哗啦地哭。但他看到了母亲的伟大和坚强,每天放学后带著书包去跑不同的机构去了解父亲的情况,又去不同人的家里,母亲和别人一起商讨法子,他就在旁边做功课;有时候他半夜醒来,也听见母亲还在跟别人问一些消息;同时母亲又忙著去看守所给她丈夫送衣服,“我看到她的行动力。”应亮说。

政治对家庭的伤害:父亲改变了

他父亲回来以后,行为上跟从前不一样了。他不像从前那么工作狂,他有了“先家后国”的想法,“他心里认为家里面的关系比较重要。”于是,母亲故意不那么忙了,常常与父亲去旅游。

父亲对应亮的要求也放松了,不会再要求他凡事心甘情愿地为国家贡献诸类,但也希望他能加入共青团,可是应亮一口回绝。父母失望,但也理解他的决定,“因为家里都是共产党员,接触中国的现实比我深,父母经历政治运动也比我多,他们也不会说不理解我这种反应,也是明白我为什么会拒绝。”

应亮,却成为喜欢讨论社会议题的导演。父母也会去看和讨论他拍的片子,从分析和评论都是从一个角度:“会不会很敏感啊?或者是也挺好的,虽然提出了一些问题,也不会过份。”所以,他也肯定如果与父母再见面时,“母亲肯定会花一点时间去批评他:‘以前,我一直给你讲,不要去碰太敏感的东西,你还是这样做。’”他想像。

母亲跟杨枢说:“其实所有压力,最终只由我一个人来承担。”杨枢生气了跑掉之后,去跟《九月二十八日‧晴》中饰演独居退休校长的老演员见面。对稿中,说到退休校长申请到护老宿舍,社工问他女儿可好,校长说:“钱是女儿付的。”杨枢读出自己的影子,点醒了自己的自私和幼稚,就哭。
电影《自由行》
应亮的母亲与《自由行》中的母亲也患上胃癌,“那时我刚拍电影,经常在外面跑来跑去。父亲要我一定回去。妈妈不让爸爸告诉我做手术的日期,我回去时,她已经做完手术。我看她经过八年的治疗终于康复,我挺惊讶她做到了。”(电影剧照)
+1

香港人不懂面对两代关系

记者问应亮:“哭,是出于自己未能照顾双亲的内疚吗?”他摇头说不,说:“是有,但没那么简单。当她和老演员对戏时,除了内疚,还有对自己的不满、愤怒,也看到了自己和母亲的未来,甚至可能还有去世的父亲的样子,再加因长期身份不定而造成的焦虑等等情绪,就一并而出了。”

拍《九月二十八日‧晴》的时候,应亮成为父亲,特别关心两代之间的沟通。一次,他在湾仔,留意到对面马路有一所老人院,老人一个个被推下来,推著他们的不是家人,而是护老人员。“他们的动作很熟练,怎样转弯啊,我留心看。”明明应是温柔的亲人互动,却变成工作人员标准而安全的操作。“其实他们喜欢住在这里吗?”路过的香港人没留意到这个平常的画面,对当时是外地人的应亮而言,有点不可思议。“从前上海没那么流行养老院,上海人把老人都交托给亲人。”只是,香港年轻人却视老人为商品。

应亮于是跑了多间老人院,一位姑娘告诉他曾经获得政府的资金,想邀请300多位老人的儿女在新春期间与老人见面,由义工拍片。结果,没有一个家庭回应,大家都说没时间。DVD却变成300多位老人对著镜头向儿女说话,“差不多全都是说‘我在这里很好,送我来这里,我很感谢。经常有人来探视,你们放心。然后孙子要好好学习,好好做人……’”

“我觉得挺震撼,不可能300多个家庭都很忙吧。”他后来去找研究两代关系的朋友了解,朋友点出香港的问题:“忙是借口,香港人其实是不懂处理这种关系。”

应亮成为父亲,也关心两代的沟通问题。而这部《自由行》是他给儿子的礼物。

幽默是一种无奈的表达

DVD中老人的话,有点耳熟吧?好像正是应亮与父母在视频里面的对话一样。但那是不自由、不正常的亲人对谈。而我们呢?又或者是,应亮与父母重逢时,也是不知说些什么。杨枢母亲在电影中说了一句:“其实也挺好的,以前我都看不到你,跑来跑去,现在我起码可以固定每个月跟你视频一下。”应亮说这是现实,长大以后拍电影跑来跑去,关系也陌生:“我与父母本来也不是无所不谈的紧密关系。”从《九月二十八日‧晴》到《自由行》,观众看到政治对于家庭的伤害,也看到一个家庭对人的影响。

至今,应亮父母也不知《自由行》的存在。杨枢是应亮的化身,她的内疚、愤怒、思念、寻找身份的颠疲、焦虑,也是应亮经历的情绪。他也习惯说话后以两声轻笑来总结,在电影中加入幽默的桥段,“因为我遇到的时情总是很荒诞,我也不想电影很悲伤,我不需要别人的同情,变成我情绪的发泄,我反而希望是一种反思,而幽默也是一种态度、反思,对无奈的一种表达。而且是我人生当中一个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