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行．专访上】流亡导演应亮　渴望与父母重逢？我更渴望自由

现年41岁的导演应亮，2012年将杨佳袭警案，改拍成电影《我还有话要说》，结果令他惹上麻烦，被上海市公安局起诉，于是他一直流亡于香港。今年他已经拿到香港永久居民身分证。可是，从小开始因为爸爸卷入政治风波而不断搬家，他至今一直活于流亡的颠簸中。今年他拍了《自由行》，讲述同样因为拍了电影被中共起诉而流亡香港的女导演杨枢，一家三口以自由行的方式与参加旅行团的母亲于台湾见面。
现实中的应亮，有七年时间没见过双亲。每月跟父母以电邮或视像通讯。过节了，应亮跟父母说：“祝你们圣诞、新年快乐。”然后叫儿子也过来：“叫一声奶奶。”再交代一下近况：“明天会有一些工作啊。”父母又会说：“我们也挺好的，请放心，家里都安排好了。”一般几分钟的家庭对话就结束了。因政治的缘故怕被监听，连这种平面而无奈的家庭联系，话也被削得所剩无几。
《自由行》是基于他一家三口在台湾与岳母见面的故事。记者访问，第一条问题就单刀直入：“其实你渴望与自己的父母重逢吗？”应亮轻笑了两声。
摄影：高仲明

丈夫好不容易联系了内地的旅行团愿意配合，让母亲参加旅行团到台湾，导演杨枢与丈夫、儿子以自由行的身份，预订相同的酒店。那晚，他们在酒店大堂等了许久，杨枢一直低头在写《九月二十八日‧晴》的剧本。旅游巴来了，冲出去的却是他丈夫，杨枢不知忙什么，还在低头在画，然后才施施然走出去迎接。她们没有拥抱，杨母好像问了一个无关痛痒的问题：“你剪短了头发？”

渴望与父母重逢吗？“很复杂”

见面的这一幕，是编剧陈慧改写好的版本。应亮原稿里却想像得更美好，“我写的第一稿，是拥抱，但陈慧说不可能，跟我说像《红楼梦》中的判词，很恭敬，很美好，但是心头上放不下，有距离。”他又说：“因为真的没有经历过跟我父母重逢，但写作时有很多悲情，无法去避免一些美好的想像。”

访问的第一条问题，记者单刀直入，问道：“其实你渴望与你父母重逢吗？”应亮笑了两声：：“复杂，哈哈。”他话语间习惯撒两声轻笑。纵然电影《自由行》是谈家庭，渗入了团聚的渴望，“但从小开始，家庭对我的概念，更多的是对我的约束喇，还是一个非常建制的东西。父母对我总是有很多要求，学习啊，社会上活动啊，以后要考什么学校啊，所以，我从来比较渴望离开做自己想做的事。”因此《自由行》的名字贴题得很。

父亲冤狱，反给他成长空间

所以，他不得不承认，11岁时，爸爸卷入政治风波被抓了，在看守所坐了三年半的冤狱，“其实给我成长的空间，对于11岁到14岁青春期的男生，最反叛的时候，那3年半的时间，家里没时间管我，对我来说是很好。我可以独自去面对自己的生活，自己想交的朋友，自己想学的东西，其实是好。”

他家人都是共产党员，祖父母都是做官的，父母都是公务员，爸爸在国企里面当经理，母亲40岁才入党，这是她年轻时的梦想，却因为父母都是高干，为显示办事公正才没让她入党。因此，应亮从小开始就浸淫在全红色的思想当中，学校里，或者是在家里，都告诉他：“国家民族是最重要的。”应亮说：“当然我是相信的。”中共制造出来的幻象本应是滴水不漏，可他生于有背景的家庭，近距离去触碰，反而找到了幻象的瑕疵，“如有人被警察打了，找我父母解决问题。确实很多问题解决不了，很不公平。加以父亲出事以后，我也见到我生存的世界，可能不是完全是对的。”这就生了反叛。

流亡人生：颠疲与自由

祖父母在上海是有声望的干部，爸爸出事，流言蜚语，父母让他去比较远的地方读书。读了一段日子，当学校知道他家的事，他又得转校。整个中学，他读了六间中学，自由反而成为他最稳定的朋友。“我每天去很远的地方上学，什么人都不认识，家里也管束不了我，我反而觉得自由很好。”他说，上海人有种自豪感，觉得上海是一个好地方，都舍不得把孩子送出去，要出外地读大学的孩子都是可怜的，“可是我一定要出去，去重庆、北京。”，应亮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与重庆大学电影学院导演系。

所以，对家、父母的感觉，他再说：“但今天，很复杂。”，“从一个人的权利角度上来讲，被分散，没办法见面是违背人权的，如果我能够自由选择，当然应该选择见面。”他与父母从视频上沟通，只知道老乡搬家了，父母是安全，“具体我也不清楚，其实我是想回到家里了解情况的。”然而，若要回到从前跟父母一起生活，他却是不情愿的。

应亮就把对家、对父母的矛盾、思念与距离、敬爱与抗拒、理解与不解、两代的紧密与鸿沟，从家到国的历史变迁，种种难以言喻复杂的体会，就融于一个《自由行》的旅程中，不卑不亢，不张不扬。

下集：应亮谈他勇敢而矛盾的母亲，再放眼香港两代人的隔膜。下集再续，请点击以下连结。

【自由行‧专访下】导演应亮从母亲谈香港两代问题：老人变成商品

应亮是中国电影导演，目前流亡于香港。凭《九月二十八日·晴》获第53届金马奖最佳剧情短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