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邨医生．二】执业半世纪　医者感慨：社区医生不只是看伤风咳

在香港执业近半个世纪的家庭医学专科医生傅鉴苏，自1970年代起，曾经在深水埗与九龙城有两个诊所，一周七天两边走、朝九晚八、周六周日只休下午，维持了好几十年。
直至十年前，深水埗的地舖“加租加到离谱”，他最后决定要放弃其中一间。“深水埗的诊所主要照顾穷人，生意好过九龙城这边好多，但九龙城的诊所地方大，所以选了这边。”
屋邨及社区医生面对高昂的租金，也渐渐被边缘化。回溯屋邨医生的历史，你或会惊讶原来医生与病人的关系，曾经不只有功利的买卖关系。

走入傅鉴苏在九龙城的诊所，会发现很多善长人翁的照片和旧式牌匾，原来那是九龙城街坊福利会的会址。“这楼宇建筑时，政府只（向街坊福利会）收取象征式租金，但在条款中列明，地舖一定要做西医医务所，要照顾社区内的人。”就这样，他在九龙城应诊逾半世纪。访问那天，我们遇上来求诊的病人，有孩提时代已是他病人的中年男子、也有辗转出入医院后，始终要回来向他求医的老病人，见证著这间诊所的历史。

其实，傅鉴苏也可说见证香港“屋邨医生”的出现，原来始于公共屋邨的兴建。

屋邨医生的由来

在1960年代以前，香港的基层医疗主要由卫生署门诊提供；后来多个大型公共屋邨相继建成，公营门诊未能应付需求，政府遂倡议邀请注册西医入屋邨行医。其后，医学界组成“廉租屋邨诊所注册医生协会”（Estate Doctors Association，后称“新邨西医协会”），负责分配公屋西医诊所的“抽签”工作。这机制至公屋商场售予领汇（现称领展）后便告停止。往后，屋邨诊所相继改以投标的形式租出。

“以前彩虹邨最受医生欢迎。”当时亦为协会会员的傅鉴苏说，政府开出的租约条件，都是从社区医疗的角度出发，“租金相当便宜，在七十年代大约每月$200-300。每天规定一定最少营业6小时，上、下午都要应诊。政府建成的（舖位）好归一、好靓，而且每条邨限制医生数目，大邨如彩虹邨都只有3个医生，细邨只有1个；基本上，新迁入的邨民都一定要睇（邨内医生），除非坐车出去睇。”在这优裕的先天条件下，屋邨医生与社区容易产生紧密的连结。

开屋邨诊所如“中马标”

那是一个诊所可以营业至很晚，“市民在楼上睇完电视、冲完凉，先带个仔落楼睇医生”的年代；傅鉴苏形容是“社区感好强”的年代。

“个个屋邨医生，一开业已经有好多病人，楼上的阿伯和BB都来看你，都是伤风咳、腰骨痛。医生亦很勤力，每日睇一百几十人，你有啲心机都可以做到。”医生界都认为“抽中”屋邨诊所舖位，等于“中马标”，而对病人而言，亦可以在居所附近，得到很方便的医疗服务。

跨邨求诊的病人　被迫迁的诊所

只是，现在诊所的经营，愈来愈不容易。傅鉴苏说，他有些在领展商场开业的屋邨医生朋友，要不被大幅加租、或舖位被迫迁至洗手间或停车场出口旁边的偏僻位置。更甚的是，预留给诊所的舖位愈来愈少，他坦言：“在这件事上，领展是好差，我会批评为没社会良心。”

“你要照顾每个屋邨居民，医疗服务在社区内应有足够的比例，政府亦应监管，而不是将商场都变为卖时装等等。这是社会责任──唔帮医生谂，都帮市民谂。”他表示曾听说，即使是集团式医务所亦被迫走。“你要我们的老人家，坐车去另一条邨睇病，是defeat（挫败）了兴建公屋的目的──公屋政策是让居民的生活，可以在邨内自给自足的。”

除了医病　更要医心

诊所经营，当然是一盘生意，但它对于社区，亦有为基层医疗把关的特殊需要。“社区医生不只是看伤风咳的，它更有预防疾病、治疗情绪问题及慢性疾病等功能，让病人不会涌到公营医疗系统。”傅鉴苏亦称，以自杀为例，医学文献指出，企图自杀的人士，有许多都在自杀前一个月内见过医生，“因为他希望仲有一条路可以救到佢，若医生随便处理，便会错失帮他的机会。”现在提倡的家庭医学，将医生由处理伤风感冒，提升至全人身心的治疗，正是回应社会的需要。

“常说人工智能（AI）可取代医生，我看来不是。AI取代不了医生的关心、望闻问切、眼神接触和留意病人的身体语言。病人是会感受到的。”傅鉴苏认为，当屋邨诊所也要面对租金飙升的压力而被迫结业，医生想经营自家诊所扎根社区也苦无出路，要医治的，可能是只有金钱挂帅的病态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