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身同志运动廿年、创香港同志游行 陈文慧：香港需要人权政府
陈文慧从前以为多办同志活动，播电影演话剧就能改变社会对同性恋的目光。直至2006年她接受港台节目《铿锵集》访问，该集《同志‧恋人》播出后，广管局收到逾廿宗投诉，局方最后裁定港台播映同性恋内容不持平违反《电视通用业务守则》；一班同志不服，与广管局打官司终胜诉，她才发觉改变社会还是要靠政策倡议。自此，她更加落力谈修例立法，2010年终成功令政府修订家庭暴力条例，保障同性同居伴侣。
花五年时间才修了家暴法，陈文慧说同运人士倡议近廿年的“性倾向歧视条例”及同性婚姻至今仍未成功立法，或许还要靠一个重视人权的政府，承认性小众权益是关乎人权的议题。
摄影：陈嘉元
投身同志运动25年，陈文慧一年多前离任香港女同盟会会长，不再属任何性小众组织。她其实没退下来，不久前与另外两个同运人士开展“香港同志运动历史研究计划”，全因觉得同志运动来到今天，或许需要回顾历史再看以后走向。
中学读男女校，身边的女同学都顾着沟仔，惟独她不感兴趣，亦发现自己爱上一个女孩。“我与同学都有倾有讲，但他们的世界只有男女恋爱，我想拍拖识人，应何处找？”有日她打开报纸，发现有个叫“十分一会”的同志组织，竟然光明正大登报宣传。
前97：同志组织的百家争鸣
当时的“十分一会”广招会员，最高峰曾有250人，陈文慧是其中一员。一班人闲来相约行山、烧烤和打球，终找到同路人。陈文慧原本只想结友解闷，后来当上该会的女子组组长。“那些老鬼（上一代同运搞手）教我们搞同志活动，训练我们面对传媒和公众，例如有人话同性恋系病，你代表‘十分一会’嘅人应该点答，他们大概想找人接棒。”
后来这班组长和会员渐离队另筹新组，同运界在九七主权移交前后百花齐放。“有组织讲佛教同志，有的办体育活动，也有专办电话热线解答同志疑难，大家服务不同需要的同志。”
在那个消息还未能于互联网迅速互通的年代，这些小众同志组织的活动却经常一呼百应，不时有过百人报名参加。陈文慧说这些多元的“活动”，是同志运动的基础。“联谊或康乐活动先是凝聚一班同志，跟他们说：‘这里有人同行，你们不孤单’，否则大家只躲在衣柜里，找不到同路人。”
女同志比男同志更隐蔽
陈文慧亦与几个女同志在1996年成立了“女同苑”，“我们几个想试下，专办活动给女仔玩，很多女同志和女双性恋者入会。”在2003年她想筹备一个台前幕后皆为女生的话剧，以及“女人爱上女人”的口述历史，又创办了“香港女同盟会”。
她说早在“十分一会”讨论同性恋已倾向男同志，“他们90年代刚面对男性性行为非刑事化的争议，社会亦只顾争辩男同志有否爱滋，男仔被歧视更多，就更多人走出来反抗，争取他们的生活空间，故连Gay Bar最高峰都可能有百间；相反女同志酒吧最多也仅五六间，女仔相对被隐蔽和不受重视。”
当时同运界也留意到男女同志的需要不同，甚至有人想过分家抗争。“如今想起觉得可笑，大家会争论‘男女同志’或‘女男同志’的称呼更受尊重，怎样称呼才政治正确。但中间有几年我们又强调大家都一样要团结抗争。”近几年多了跨性别人士甚至双性人加入运动，陈文慧承认性小众包括男女同志确实各有不同，“譬如同志不会明白在没有性别承认法下，跨性者人士遭遇的困难；但现在各派的性小众都和和气气地合作，又会发展不同战线。”
05年首次反同联署登报 圈内人心惶惶
陈文慧说同志运动讲“战线”或“策略”大概是近十年的事。“自1970年多个公职人士被怀疑是同性恋者，社会恐同（恐惧和歧视同志）的气氛一直存在，这令同志多年来不敢现身，我们的活动亦只能地下化。”她说，纵然同性性行为于1990年初非刑事化，但外界依然觉得同性恋是病，亦等于有爱滋病，“甚至有人以为搞基必遭患爱滋的报应。”
直到2005年，政府开展调查市民对不同性倾向的接纳程度的研究，反同组织如明光社、香港性文化学会等立即组成“维护家庭联盟”，惟恐“性倾向歧视条例”及同性婚姻立法，遂收集近万个市民签名，于《明报》港闻版刊登联署反对。“这是同运史上首次有组织公开联署反对同性恋。当时同志圈内好紧张。”
陈文慧记得，当时一班同志打开报纸逐个名看，看有没有自己的亲戚朋友在。“见到有熟悉的名字便害怕，又不想社会恐同气氛继续。”一班同运搞手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顺势呼应“国际不再恐同日（IDAHO）”，同年在香港首次举办。出发前他们买了100个面具让参加者戴上，当日最后有300多人加入。一班蒙面人从同志酒吧最多的铜锣湾，以东角道为起点，走到终点维园，有些人抛开面具相拥痛哭。
08年首届同志游行 “要让人知道我们确实存在”
“我们开始觉得现身的重要，但IDAHO始终是为反对恐同的，办了几年，我们想更正面面向大众，于是2008年便有了第一届同志游行。”陈文慧说，游行是代表向公众现身，性小众与否也能加入队伍，“这些另一个民意基础累积，也让香港人知道，有一班同志确实存在。”
她自2008年起连续4年与队友筹办同志游行，担任发言人和总指挥，亦主动找来其他社会和妇女组织如民阵、新妇女协进会支持合作。她说，同志运动要争取主流组织加入，才能受重视。2012年歌手何韵诗在同志游行当日公开性取向，同一年亦有多名公众人物如立法会议员陈志全和歌手黄耀明等公众人物相继出柜，同志议题再次成为热话。
“大家以为连名人都出柜后，公众便了解同性恋，不再歧视，社会好和谐。但可能是假象。还有许多同志躲在衣柜里，不欲同事或亲友知道自己性向，别人问起他们会撒谎或支吾以对，这代表歧视同性恋的目光仍未消除。”陈文慧说。
改变社会文化 始终靠修例立法
从前她以为办活动，同志找到同路人就能过得快乐，“一直认定触及政治和政策就是要妥协，觉得女同志的生活空间已这么狭小，不如多办活动让女同志先过得开心再说。”陈文慧自言是快乐同志，向家人、公司同事和朋友出柜皆获接纳。但2006年接受《铿锵集》访问后的一连串风波，令她天天见报，突然成为新闻的争议人物。“我开始明白无论我搞几多同志活动，社会文化要改变，或要由修例立法的政策层面开始。”
陈文慧于是在女同盟会策动要求政府扩大《家暴法》扩展至同性伴侣，原本预计两三年成功，最后在2010年才成功争取法例保障同居的同性伴侣。“一条这样的修例都花了我们五年，更何况说要立一条新例（性倾向歧视条例）？社会运动需要人有耐性地抗争。”
Pink Dot变“日头gay bar”？
这几年，她参加另一大型活动Pink Dot嘉年华。“网上有人骂这不过是白天的gay bar，一班同志围威喂，是啊，我们就是出来庆祝多元性向，但我留意到那天还有许多直人和家庭带孩子来参与。”她觉得立法修例是公众教育，但同志活动依然要有，而且需要更多元化。
她数算上个年代不时有论坛、文化沙龙等有关同志的活动，即使在2008年首届同志游行翌日，她也与搞手办了连场研讨会，讨论同性婚姻、两岸三地同运发展。“同志运动需要让不同意见和立场的人来分享想法，才想到未来同运路向要怎走。社会共识也是这样倾出来的。”她见到不少反同人士近年变为于网上指骂同志，然后一班同志之友又留言反驳，讨论争辩却就此停在网络世界。“不要当键盘战士，支持同志的人可以自发办活动；若以后有了更多活动讨论政策、讨论同性恋，欢迎你们来参与或踩场。”
更多性小众平权故事：
50岁出柜 孤独平权路：还双性孩子自主性别权
倡性工作非刑事化廿年未果 紫藤员工被嘲：呢班人帮唔知咩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