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嗲佬・三】印尼华侨逃避文革、来港扎根 慨叹：为下一代担忧
印尼华侨“沙嗲佬”说，他们在哪儿都像是外人，包括在香港。但他们终究在这里停下脚步，因为那年代的香港是一个能让他们这些“无根之人”自食其力、没有歧视的地方。香港不是“家”，却是容许他们开始第二人生的地方。
他们飘泊半生，最终停在这避风港，埋葬掉对家乡的爱恨情仇。
（此为系列之三）
【沙嗲佬・二】沙嗲曾是马拉人之宝、华人之草 与种族歧视有关？
无根之人开启第二人生的好地方
不论是筲箕湾的沙嗲佬徐基通还是柴湾的沙嗲佬张生，都说很喜欢香港。
徐基通先后在3个地方定居，觉得还是香港最好：“揾食（找到工作）易、美食多、交通购物方便。”第一集提及，1981年徐基通来港时26岁，没有财富学历、也不谙广东话，到工厂打工也有困难，于是拿出母亲祖传的“沙嗲”秘方，在街摆卖起沙嗲串烧。
他一手一脚自己劈木、上钉，组装出做生意的木头车，如果下雨就撑开一把大太阳伞。“那时食环没捉得那么紧，不用经常走鬼，撑伞也不怕要经常开关”。他一开始在西湾河码头摆卖，后来码头拆了，就改在巴士总站或筲箕湾东大街街边。他忆述那时一天可卖上400至600串串烧。“我卖五毫子一串，一日就能赚＄200至＄300。到工厂打工一天才赚$40至$50。”
那时食环大概一个月巡查一次，一次罚款才＄150，徐基通笑说当交租，可以接受，或是不能接受也得接受。那年代在街摆卖有人“收陀地”，每月盛惠数十元。但徐基通也说可以接受，甚至因为有人安排位置、不用争位及发生混乱，更好。如是者，他靠卖沙嗲串烧成功糊口，甚至能撑起一头家，两名孩子也是如此养大。
经历飘泊上半生，他认为最终能在港定居谋生，上天总算待他不薄。他的店偶尔会有一两名老年街坊在“帮忙”——如帮忙扔垃圾、清洁桌面等简单功夫。记者好奇问：她们是你的员工吗？徐基通说不是，只是他的店不时都会免费派饭予有需要的街坊，那些街坊感恩图报，主动来帮忙。他以自己的小幸运帮助别人。
对政治莫名的在意和忌讳
柴湾“沙嗲佬”张生的故事也是差不多：“香港当然好！没有歧视，任何出身背景种族的人都能谋生。”他指的是当年不谙广东话也能轻易找到工作、或做小贩以最低成本创业，连住屋也可以是免费。1973年他刚来港时，在柴湾大斜坡上自己搭建木屋居住。“风凉水冷，颇舒服，是麻烦在没有厕所浴室，那就去附近的公厕梳洗，没有问题。”
他们口中的美好香港，是上世纪70至80年代的香港。徐生说近年香港变了，房价太贵。他自言幸运，因在房价较低的时候来港。“我现在住的单位是20年前买落的，现在才买恐怕买不起了。”
张生对政治十分忌讳，却又总主动提起。接受访问前，他说要先了解记者的政治取态；也许因为他这辈子，已被政治左右其命运太多次。首先是年少时因印尼排华，他“被逼”回国：“当年我离开印尼回到内地，想的是回到祖国的怀抱，回到属于自己的地方。”然而，他满怀希望回去的地方又发生文化大革命，“逃亡”来香港后，他才终于找到普通小市民能自食其力、安居乐业的空间。“那年代的香港不谈政治，你只要够勤力就能生存，没有突如奇来的事能夺去你手所累积的财富。”聊着聊着，他又把话题拉回去政治。“几年前占中，黄丝蓝丝，社会撕裂，我真的眼泪都要掉下来，这不是我所认识的香港。”他害怕，这唤起他在内地和印尼的回忆。“我都来到这个年纪，没所谓，但为你们下一代感到担忧。”
落地生根了，第二代就会过得舒适
张生坦言这些年都有想过再移民，离开香港，寻求更好的生活。反正他已习惯了飘泊。但为了下一代，他半推半就还是在香港落地生根。“在任何地方都是，第一代定居的人最苦，甚么都要由零开始；第二代适应了、融入了，就过得舒适。”
徐基通也是在港落地生根了。约1997年，因食环加紧巡查，他常常被罚款，把心一横决定由小贩转型为“入舖”，店址选在筲箕湾地铁站附近。“入舖”开支大了，于是小店加卖果汁、炒粉面饭，总算能收支平衡。徐基通今年已63岁，应再过2年就会退休。记者问岂不是很可惜？有人继承这“老字号”吗？他说子女大学读工程及电脑，有自己另外的专业及兴趣，也觉父母这些年经营这小店太辛苦，无意接手。有熟客现正洽谈加盟事宜，但他说这小店、招牌和沙嗲秘方都是毕生心血，要找到信任的人才会让之接手或加盟，不然宁愿光荣结业，也不要被人“做坏招牌”。
1990年，香港大约有10-20万印尼华人（包括他们在内地时所生的子女）。
家在何方？
近年这些“沙嗲佬”的客源多了一群人——印尼女佣。她们也是飘泊来港，每周一天的假期时，总是会来徐生的店里吃沙嗲，有些印佣评道：“这才不是家乡的味道！”她们会要求吃“正宗”印尼沙嗲，即是印尼马拉人吃的那种，只是甜豉油、洋葱、柠檬、辣椒。
怎样才算是家乡的味道？对许多印尼华侨来说，也许不再重要。在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重要的只有活下去。
虽然在港停留和安顿下来，他们总不忘自己来自印尼；侨胞联谊活动的兴盛，显示他们需要在华侨群体中，才找到独有的归属感。
截至2004年12月，本港共有最少31个印尼侨界社团；访问徐基通时，遇上75岁的顾客李伯伯，他来订购翌日侨胞聚会的印尼美食。由此可见，这些侨界社团迄今仍有定期聚会；他们品尝家乡的美食，聊著儿时在印尼的时光⋯⋯
《活在别处——香港印尼华人口述历史》一书指出，“在经历多次迁徒后，他们（印尼华侨）已不再依赖地理和国家的实体、或者种族和文化的归属，转而依靠自己群体内部的社会关系。”他们既无处为家，又处处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