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民二代】因宗教迫害来港滞留四年 无国籍小孩愿望做太空人

撰文: 李慧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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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假难民成为政党常用语,真难民花上光阴等待审批却百口莫辩,他们的子女还是有梦、会想未来,他们唯一比父母幸运的是在港可以接受教育,但18岁后可能同样落入Limbo(被遗忘的地方)——很想离港但不能,无法读书工作,也备受歧视,只能等。访问一对南亚来的小兄弟,为九岁哥哥化名Adnan,意思是“定居的人”,愿望定居某处的孩子,身份停滞但生命不会因此凝结。
摄影:高仲明

如果可以尽早就读中文幼稚园,不少难民儿童都会学得一口流利广东话,不过部分儿童来港时已经要在小二、三插班,要重新学习全新的语言相当困难。

Adnan梦想是做个太空人,所以在香港很努力学习数学和科学,弟弟Malik(化名)比他小四岁,想做足球员,哥哥承诺如果成功制造火箭,就带全家人上太空,那时弟弟可玩太空球,把足球像流星一样踢回地球。在长沙湾的那间小学,持临时身份证明书(行街纸)的他恍如幽灵,大家讲旅行时他在听,听同学说去日本、俄罗斯,然后带着这些故事回到粉岭的家里,爸爸带他去大埔海滨公园,去林村许愿树,他和弟弟最爱在草地跑,跑到筋疲力竭。

四年前Adnan跟着父母离开家乡来到香港,他记得那儿北边下雪的景致、一大群叔伯表弟,比起来香港是第二个家。“我很挂念家乡,但不知为什么我不想回去,只想在香港停留一会,再尽快去其他国家。”距离成年还有九年,Adnan知道爸爸不能工作,但他还是希望爸爸和自己长大后可去工作赚钱,“买一支火箭,火箭很坚固,可以抵挡任何攻击,我带家人去黑洞,就算不能回来我也不在乎。”

哥哥Adnan(化名)画下自己跟弟弟打木板球的模样,后方是香港的高楼大厦。

还有454个小朋友像Adnan一样跟随爸妈到香港,隐约理解到自己不能回家、却又未能离开的状况,其中20个聚集在重庆大厦每逢星期六早上的功课辅导班里。基督教励行会逢周六早上与慈善团体“HandsOn”合作,组成这个小小补习班,小朋友眨着大眼睛等义工导师Olivier按性格、喜好,一对一配对适合义工,如爱数学的男生配印度青年银行家,年幼女孩配幼稚园女老师。

计划推行约六年,班内儿童来自励行会协助的难民家庭,“现在有30人在候补名单上面,但资源所限只能服务20个小朋友。” 负责社工Jeffrey Andrews(Jeff)说。约30名义工有的是本地人,有的是在港工作的印度、美国或英国人,班上会中文的义工较少,一个印籍女孩打开练习簿逐句写,说写其实更像刻,按笔划刻上一模一样的字。她读“冬瓜”的发音很准确,但并不懂字的意思,“Butterfly?(蝴蝶?)Parrot?(鹦鹉?)”她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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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完功课他们会跟义工玩猜字游戏、画画,有时发呆发梦,乌干达来的Laura在簿上写道她要做歌手和舞者;印度的Asha广东话很流利,在功课辅导班上对一个大哥哥有好感,常会借故唤他,又对印籍义工Divya的肤色身份很好奇,“你看上去很像美国人。但你在德里出生吗?” Divya说她是印籍但在香港出生,Asha好奇追问下去:“你会说印度语吗?”一个人的肤色、语言、出生地和居住城市背后都是故事,在遥远国度出生却在香港暂居的孩子好奇、疑惑,但问不出所以然来。

Ali(化名)回忆迫害日子时很平静,但说起无法承担儿子的学习费用时他忍不住停顿、流泪。

“杀死我们 他们说可到天堂去”

一个天花板之隔,楼上是难民儿童家长会见社工的房间,Adnan和Malik的爸爸Ali(化名)粗眉大眼,头发梳得整齐,穿白色Polo shirt和牛仔裤,访问初时很紧张,坐在窗沿双手一直攥紧自己的素黑斜揹袋。比起儿子在楼下做功课的无忧,他显得无所适从,只因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来香港——一个不完全欢迎寻求庇护者申领难民资格的地方。体验过死亡可以离自己有多近,便会动身跑到有多远。

四年前Ali一家抵港寻求庇护,原因是宗教迫害,国内比较大势力的派系对铲除少数宗教教徒毫不留情,Ali一家不能在群众面前说想说的话,发言的对与错由对方教派定义,“他们可以做任何事,因为杀死我们这群人对他们来说可以到天堂去,是奖赏,他们下手毫不犹豫。” Ali说,当地没有警察或法律能够保障少数派教徒生命,“不能再这样下去,我和妻子想儿子在自由中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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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查一些新闻,他的国家的确存在宗教迫害,该国教科书也会将少数宗教形容为低俗和狡诈。Ali一家四口最终来到香港申请难民资格,抵押上身份,不能自由出入境及工作,事前他并不知道等候时间很长,至今香港尚有8,956个尚待审批的酷刑/免遣返声请人,他们只是其中四个。

4年时间不长不短,但寻求庇护者不能工作也无法进修,斯诺登在接受媒体访问时希望大众将心比己:“你能承受多久?”

成人世界的忧心

逃过死的下一步不是重生,Ali和家人走入漫长的过渡期,抵埗头一年,住的旧屋很多蜘蛛和昆虫,而且一直漏水。起初教育局安排Adnan读中文学校,对他们来说中文是意义不明的符号,只好把功课簿拿去村落巴士站,等有人来就问:“这一条题目是什么意思?”有些人愿意帮忙,有些不,并留下不想交流的眼神。“香港人生活也很艰辛。”Ali轻轻带过备受白眼的事,说:“至少大仔那年学了基本中文读写。”

后来Adnan成功转至英文学校,他们亦开始为小儿子Malik就读幼稚园而头痛。全港现时共有455名18岁以下的酷刑/免遣返申请者,本地幼稚园会自行决定是否接收,Ali两夫妇在大埔找了七、八间幼稚园都拒绝收Malik,“我从表情感受到他们不想收不会说广东话的小朋友。”一年过后,长沙湾一所中文幼稚园取录了Malik,他的广东话现在已很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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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兄弟来了Ali终于笑逐颜开,又急住要向我们展示儿子的学业奖。

Ali和老婆在家乡都有大学学位,Ali读工商管理,是一名市场推广经理,老婆则是学校教师及英文系硕士,他们因为逃走而终止事业,只能更在乎两个儿子的学习,老婆到处找旧学生拿旧试卷,两夫妇夜晚一起研究教学方向,他说:“我知道他可以做得更好……”儿子还是一块尚待开发的海绵。妻子希望贡献什么,便加入女性权益组织,而他不能工作,逐渐化为石头,“来时我42岁,我在这里失去了四年。”

“只能跟儿子说对不起”

本来预计一个饱经风霜男人的泪水会与死亡威胁相关,但Ali的泪水很平凡,只是有关愧疚。学生资助处基于人道理由会向难民家庭发放书簿、车船及上网津贴,但杂费如校服、皮鞋和袜都是钱,Ali只好向励行会申请支援。因为不能工作,而国际社会服务社(ISS)的支援除却直接缴付业主的租金、水电煤费及食物津贴,每人只有少量会见入境处及应付日常活动的交通费,可供他们不离家门半步逐点去储,但接踵而至的学校野餐、课外活动、夏天冷气费等等,远超他们能够储起的数目。

Adnan会说一些中文,我们随即跟他说:“靓仔!”他害害羞羞的点头示意能听明白。

“我们不能(合法)工作,如何负担?有时我问朋友借,有时跟学校直说我们没有钱。很多时其他同学交了钱,儿子会在全班面前被问,但他根本不明白发生什么事,我们也不想告诉他们。”他说,然后开始哭,“当我们付不了钱,就只能跟儿子说对不起。”他开始断断续续说起父子之间的愿望落差,孩子在超级市场想买很多零食,但以前食物券并不可购买朱古力和糖果;班上40个孩子会互相分享,其实是孩童暗地较量,自己去过什么地方玩和旅行,儿子回来流露好奇目光跟他分享,原来他人能买、能去,而他的世界只有粉岭的家、长沙湾的学校和重庆大厦。

此时大人小孩各自有心事,Ali担心孩子长大后如果仍滞留香港,会无钱供他升读大学;小朋友也会面对社会的批评声音,“有些人觉得所有寻求庇护者都是假难民,读到新闻时很尴尬,那些邻居的眼神……”而还未懂得担心的Adnan渴望造一支强大的火箭,五岁的Malik则理直气壮地说:“你知道为什么我喜欢雪吗?因为我想让北极熊揹我回学校。”北极熊和他明明不能沟通,甚至有可能杀死他,他却如此相信:“我们会成为很好的朋友。”

 

难民小朋友聚在重庆大厦,不同国籍的义工见证他们从男孩长成有须根的少年,看著他们开始想明天且学懂忧愁,难民儿童中学毕业后很难升读大学,也不能工作,他们的明天将会怎样?详看下集:【难民二代】在重庆大厦学习的孩子 十八岁后难升大学、不能工作

左边的Malik要做美国队长,右边的Adnan则画下自己跟弟弟打木板球的模样。五年之后,他们会仍然身处香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