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之义.三】退下平权前线癌症缠身  王惠芬:抑郁却无尽头

撰文: 洪蔼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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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血多到孕妇卫生巾一个钟换一次都不得,王惠芬于是去看医生。子宫肌瘤半年内由4cm长大到11cm,工作压力是主因。她切掉子宫,肚依然很大很涨,又头晕。出院几日后去城市论坛,接著将去占领区当成上班。直至精神科医生问她,你不断流泪是为了什么?她以为是因为家庭或者工作,医生听她说完一堆心底话,才发现没有单一原因,身体会记住有过的郁结。融乐会完结、雨伞运动完结、社会再没有她的角色,剩下只是养病,每天莫名悲伤。“抑郁的可怕是说不出口的不开心,那是你另一个自己。”摄影:陈嘉元

因为出书,王惠芬多了些做访问的人找上门和她聊,以及找BB玩。

切乳房做化疗 吃两年药却没治好抑郁

2017年的世卫数字显示,抑郁症是全球最普遍的疾病成因,目前全球有3亿人正与抑郁同行。王惠芬是光明正大地抑郁著,她告诉所有人“我有抑郁”,没有说出口的大概是“我会好起来”。发现乳癌时,她没有晴天霹雳、没有歇斯底里、没有哭。“我没得怨,没照顾好自己。”所以她乖乖动手术切除乳房,然后用接近50万元打18针标靶药做化疗,她知道做了这些就有机会好起来。但是抑郁,是她整整两年早晚吃药也无法好起来的,每天莫名的眼泪、无力感,失约、内疚、没有动力,连门口也无法走出去,这与她本身性格实在相差太远。

“我可以连续睡两天两夜,睡醒有种莫名的悲哀。抑郁可以分两极,一是失眠没胃口,一是劲食劲瞓,我是后者,所以肥啦肿啦,两日两夜起床还是很想睡。”政府的药吃了10个月,病情竟比看医生前还严重,“我在家没事做,如果这里有露台我可能已经跳下去了。”

覆诊时,其他病人几乎把抑郁两个字刻在脸上,有些人在自言自语,或者完全僵硬。入房见医生,一、两分钟的对答如下:“这两个星期如何?”ok。“药照旧啦?”ok。她若是硬要说下去,医生也不耐烦,外面还有一条长龙,每个人看上去也比她有需要。

“人活著是一种诅咒”,以前王惠芬是这样想的。现在身体的苦,让她对于苦的意义、活著的意义有新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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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头到底在哪里?

全身很痛时,她学电视剧主角般,呕血也可以跑、满身子弹还可以动。“我试过说服自己用意志力跑,一跑,原来不行,根本动不了。”

纵使病中也能幽默,毕竟她确实是软弱的;纵使她相信上帝,毕竟有些时间她会怀疑。疼痛时她看一本书,内容关于看不见的上帝。“第五、第六针化疗时,每三分钟呕一次,由起身开始呕,呕到通宵,大便积聚仿佛要爆肠。早上可以没有绝望,忍到晚上不得不想,尽头在哪里?祈祷一次两次后也不祈了,上帝如果怜悯我,为什么要受这些苦。我先生也没有睡觉,在床上放个脸盆,先生怕我看见盆里呕吐物更想呕,一呕立刻洗干净再等我下次呕。呕完他冲果皮给我喝,天亮上班。”

王惠芬做手术时要剃头,丈夫主动陪她剃。(受访者提供)

“最近有了新的体会。生命很奥秘,苦难不知何时敲上你的门,但是苦涩是有选择的。癌症于我没什么特别,抑郁我却无能为力。从2015年到现在,我总在计算时间,吃了药几多个月了,怎么还是一样。或者我应该练习信心、不可见的信心。”

未康复已计划未来:练习平静

她要买一只很贵的奶粉治病,入一个病人组织的会可以半价,于是她入了会,但没有去参加活动。一年后,社工打电话来问她为什么没有参加活动?“我说我因为抑郁unmotivated出不了门口,她说:那你要motivate自己了。”王惠芬竟然还反过来教她辅导方法:“你应该问,那你身边有什么事,能令你有动力呢?”但是一个病人组织一句随意的说话背后,其实代表不理解也代表不容易,一种在地体贴帮助病人的服务并不容易,况且各种病人也有各种处境。

还有两针标靶药打完便完成化疗(她笑说就快毕业),王惠芬现在提早更年期,潮热令她在家坐著也要一天冲至少2、3次凉,晚上去7次厕所,吃安眠药才可以好睡点。但她已经开始计划接下来要完成的事,休息过后她想先完成神学研究、会搬近家人住,因为看见公立医院对精神病的不重视,她初步计划往后多关注精神健康方面的权益。还有一件,看来是她最不可能完成的事:练习平静。

王惠芬前半生1970年 出生1981年 来港1993年 城大就读社工文凭课程2001年 创立融乐会2004年 《种族歧视条例》立法咨询2007年 《种族歧视条例》草案修例2009年 条例生效2014年 辞去融乐会2016年 确诊乳癌第二期2017年 出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