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之义．一】 一家五口智障　超级社工王惠芬：我仍然愤恨

差一点，王惠芬就可以成为琼瑶小说中的女主角了。她的人生都是病都是苦，从福建移民来香港住木屋住临屋，发现爸爸原来是智障才一直被工厂炒鱿，接二连三再发现大家姐、弟弟、妹妹都是智障。很长一段时间，她质疑上帝若果真存在，衪又怎么忍心这样的事发生：弱智的不幸究竟从何而来？
往后几近20年时间她成立融乐会，做一个超级社工，几乎全香港的少数族裔都关她事。减去他人之苦时，身体开始反抗，她要切子宫切乳房，一头栽入无尽头的抑郁中。像是《从前现在未来》里的哲学女教授，生命绕了40多年一大个圈后，躺在床上淌泪时的痛苦，可能才是意义本身。
况且，王惠芬一定会说：我才没那么悲情。
摄影：陈嘉元

十多岁向纹身汉讨回智障父亲的工资

因为抑郁症，王惠芬吃了两年多精神病药物，她才回想，以前她对爸爸并不够体谅。“他从来没有投诉，当他开始有脾气、开始说街上的人指责他时我也不为意，他整个人很恐慌说巴士站头的人骂他，我说没有，几个月后他说全架巴士的人也在笑他。投诉了很久我才和他看医生。医生说他有很严重的精神病，要开始吃药。手震、肥、累，不停行来行去。吃药太久，67岁已经失禁，体能上似是90几岁。”

近几年爸爸住私人疗养院，清醒的时候他会说想回天家：“我们可以做什么？临走前一两个月，医生说一系插喉生不如死地挨多十年八年灌营养剂，一系不插喉就白白饿死。谁可以做这个决定？我们挣扎时，他就肺炎走了。我想他现在很快乐。”那是大概两个多月前的事。

没确诊精神病前，爸爸在工厂做过啤塑胶工人、洗牛仔裤等，几乎日日被人炒鱿鱼。王惠芬10几岁去工厂向纹身大汉讨公道：“为什么不出粮给我爸爸？”纹身大汉回道：“大陆妹，怕你呀？追咩粮呀？出咩粮呀？你老豆傻㗎㖞。”她语塞。“那时不懂劳工法例，不懂得打一日工或一个月工也应有粮出。出于自己的无知，很怯。”长大了念社工系，王惠芬懂得那叫剥削。

18岁那年，好像试过想跳下去

但是很长一段时间，她将一切不公平不公道的遭遇误解为弱智的错，也把自己困在“为什么人会弱智”“为什么弱智就是不幸”等问题之中，一直逃避回家。“中三开始变坏，不回家，整天去波楼‘笃波’，去球场抽烟坐通宵。家里四个人弱智，加上我妈妈情绪很差，日日打闹，打一个就全部人打，指著爸爸的鼻骂好蠢呀，为什么不去死呀？我唯一的依靠是二家姐。二家姐是唯一正常的。”

整个中学时期王惠芬做过太多傻事，傻得后来完全忘了，例如饮滴露沟雪碧，想自杀又想好饮，结果屙了一日一夜。18岁那年打开窗准备跳下去，妈妈报警送她入院。“我差不多忘了，现在印象也很模糊，读书才知这种好像叫选择性失忆。”

1997年，她已经在读社工了，依然在问：“人活著为什么是一种诅咒？”那年智障妹妹跟了一个货车司机走，男的说钟意妹妹纯品，结果因为被客人走数又要供货车，用妹妹的名字开了7张信用卡，还不完的债由娘家帮忙填。有一个晚上，王惠芬告诉二家姐，活不下去了，二家姐和她谈通宵后说，如果你真的很痛苦就去吧，她会一个人撑下去。“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家姐的痛苦，感受到生命不是完全属于自己。”

一家五口弱智  “到现在我依然很愤恨弱智这回事”

直到妹夫开始追另一个女孩，他和妹妹离婚，这段短暂的婚姻留下了一个美好的种子——一个智障女儿，家里第五个智障成员。打从妹妹开始拍拖，王惠芬便叫她打避孕针，因为她和二家姐实在没有能力再照顾多一个人了。结果妹妹还是有了。“我和她去公立医院想堕胎，我哭著告诉医生一家已经有四个智障，再生无法凑，那医生冷漠地说，这些是social concern，医疗上你妹妹可以生。”医生说不关他事。“我实在很后悔当时没花万几二万元去私家医院做手术。”

现在姨甥女长得美美的，准备出来做事了。“现在唯一的改变是，我同情他们，但是对于智障这回事我仍然很愤恨，我无法明白究竟出了什么事。你和我也是生命，为什么这样？我屋企为什么有智障是无法解释的，但是我们在为他们付出。”

“我弟弟以前在大家乐做过执头执尾。有一次要洗菜，阿姐嫌他洗不干净，整盘菜倒在他头，然后拿一撮菜叫我弟弟张口塞入去。他也试过做工厂，下大雨时工友收起他的鞋，他要赤脚行很远的路回家。那么赤裸的不人道，并不因为他弱智而必然不幸，不是吗？”

她读书时看见有残疾人士坐轮椅揸车，智障人士可以做图书馆管理员，但是现在家人只能在餐厅做楼面执碗碟。如果不是从事这些工种，他们只能坐在家里拿综援，没人知道他们有能力。这些是她过去生命所看见的现实，谁也无法明白她曾经吞下去的愤恨。

以上，王惠芬都是笑著说的，而且说得很急，一件事没讲完已经跳往另一件事。她可能不著眼于苦难，而是为什么有苦难；她不著眼于弱智，而是弱智的不幸来自哪里？正如她当上社工混入一班少数族裔中，她著眼的从来不是他们不一样的肤色或身上不一样的气味，她继续在问：少数族裔为什么不一样？请看下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