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佣妈妈．二】打消抛弃念头　儿子成了希望：想当个坚强的妈妈

Irene 18岁时结婚生子，老公用割禾的刀斩她，她离开家乡后到香港打工，帮别的女人照顾小朋友；28岁的时候她谈恋爱，生下第二个儿子，一个人带着婴孩入住㓥房，有一晚隔壁屋火烛，她抱住半岁大的Jawad跑出屋外，坐在街上。那晚Jawad睡得香甜，她没有睡，看着那屋一直飘出熏黑呛喉的烟雾——她是怎样走到这国这街，她到底成为了一个怎样的人？
摄影：高仲明
（此为外佣妈妈系列之二）

上集：【外佣妈妈】逃离家暴、贫穷的移民工 丈夫“不停说要杀死我”

我想过把儿子交托领养

她展示老公施暴的伤口并请记者趋前轻抚时，Jawad皱起眉头，突然揽住母亲插话：“别碰她。” Irene破涕为笑说：“我哭时他也会哭，他有颗温柔的心。”Jawad拍着小皮球。他每晚都揽住妈妈要听故事，累了就揽住她睡觉。Jawad跟男朋友姓，遗传了爸爸的大眼睛和深轮廓，也常梦呓。但他脑海中全无父亲的记忆。“你喜欢香港吗？”“不要，我要留在这里。有妈咪，朋友和幼稚园。”他说。妈妈在隔篱喊：“这里就是香港啊。”

Irene怀孕后，搬出来跟一些巴基斯坦人和印尼人分租简陋㓥房，肚皮一天天胀大。当时她跟男友分手六个月，她不知该怎样照顾他，所以签了领养初步声明书，想将孩子交托给别的好家庭。平常的一天，她安静地躺着，直到剧痛。那天Jawad在医院顺产出生，她看到刚出生的婴儿很小、脸很白，她想把他养育成诚实的人，不会打女人的人，更像是养育一个期盼，一个长大后会照顾她，不再背叛她的生命。那一刻仿佛抚顺她过往所有，她紧抱住婴儿大喊：“No No No No No......”最后打消了交予领养的念头。

一个已婚妇人，在外地与其他男人诞下孩子，要有心理准备会遭受同乡白眼。但她说：“我看到孩子那一眼就觉得一切都不痛，就决定要照顾他，到现在我没想过放弃他，如果没有他，我才会后悔。”她没有再谈恋爱，也不再需要丈夫或男友。“多英俊的男人也没意思，谁比我这儿子英俊？我不会再爱其他人，只有母子的爱是真的。”如果能回到过去，她斩钉截铁说希望没有遇过孩子的爸爸。但没有那男人也不会遇上Jawad，生命从来不能只挑好的，她幽幽地说：“对，所以我又能怎样呢？不能回去，过去了，现在不痛就好。”

我想做一个坚强的妈妈

养一个新生命要钱，但她没法再做外佣，法例规定与雇主解约后要在14日内找到新雇主，否则工作签证过期，就要返回原居地。“我已经试过，但找不到。”她重复这句三次。“而且找新雇主中介会再收钱，每月3,000元，连续七个月，有钱帮你揾，没钱就没。”

后来她提出免遣返声请。18岁以下的免遣返声请者申请就学，教育局会按情况安排就读中小学，书簿车船费可向学生资助处申领。她带着Jawad去幼稚园叩门，把学校通告、费用单据整齐地放在手袋里面一个文件夹。

外佣子女的权利
外佣的子女在港出生，不代表必定获任何权利。他们须符合基本法第24条的六项条件其中一项，如父亲为香港永久性居民，才会随父亲拥有永久居留身份。当外佣为子女提出免遣返声请，儿童可向教育局申请入读中小学，医院管理局或社会福利署会按情况减免声请者的医疗费用。有些母亲不知就里，延至儿子七岁才送他入学。

免遣返声请者在等待期间不能工作，每月向ISS领取人道援助。她形容自己和儿子在香港是乞丐，她摊开双手说：“难道不是吗？”这笔钱限制不能买酒买药，她很同意，如果可以的话她的朋友一定花钱去买酒买烟。她觉得为了儿子要节制自己生活。“我们不是来享受，（援助金）只是用来过活。”有些人铤而走险，在餐厅打黑工、卖毒品，Irene不敢冒险，她见过朋友打黑工坐监十个月，“我要是被拉怎么办？儿子由谁照顾？”

有些朋友会去“排队”帮不认识的华籍男人买演唱会票，即是俗称的“黄牛”，一日收400元。有些女人选择在酒吧区卖身赚钱，她没意见，只说自己不想为了钱走上悬崖，人离乡贱，怕仰望得愈高、摔得愈伤。但不这样做不等于她觉得自己高尚，她问朋友借钱，她以自己方式生存。“我是他的母亲，我想做一个坚强的妈妈。”

去与留

在Irene面前有两条路：去或者留。留下的话两母子很安全，但只能一直接受援助，儿子的未来不明。外籍佣工所生孩子在香港未必有国籍身份（除非父亲为香港永久性居民），18岁中学毕业后不能工作，几乎无望升读大学。Jawad在咖啡湾沙上堆城堡，拿起沙子追麻雀，又嚷着要食雪条。这些他都不知道，海水涌到脚边，他只知道向岸上跑。回国的话，她可以合法工作，但要面对性别不平等带来的种种危险。例如Irene难以回去家乡，是因为家乡村落视婚外生子的单亲妈妈为坏女人、甚至妓女，在职场每每受性骚扰或歧视。“儿子也会被很多人白眼。”甚至未必有国籍身份。更令她害怕的是丈夫，“他一定会很生气。”

这意味Irene必须去另一个城镇重新生活。“有些组织常说你回国就有人帮忙。都是大话。有朋友回去后，父母不接受她的婚外孩子，她睡在桥底，最后孩子给人领养，她转去新加坡打工。”她冷冷地说，在家乡连被老公打，报警都要给对方车马费。国内贪污问题令很多像Irene的女人无法预计自己回去的下场。“回去家乡没钱没人帮忙。当我有些钱，儿子大点，我可以回国送他读伊斯兰小学，学校照顾他食宿，我出外工作。”

她记挂家乡的山和海。“我想回去妈妈的家乡，” Jawad插嘴说，“那里有很多东西玩，有波子和弹珠，我会把很多弹珠丢出去！”Irene笑得眼沿挤出泪：“他已经在想怎样玩！所以我不能跟这孩子谈生命啊。”她汗流浃背地拖拉儿子上车，把红色小书包垫在他背后哄他睡。生命这般难以预计，“但也是我的命，我接受了”她说。

在香港她不是安分守己的外佣，在家乡她不是安分守己的女人，对她来说这个“己”字就只是一颗一直下坠，从未觅得一处停留的弹珠。她从未得分。

除了Irene，还有一些外佣妈妈生活在香港，她们为何害怕回国？回国的下场将会怎样？
详看下集：【外佣妈妈】出国打工的女性悲歌 怀胎回国不易甚至无家可归。

（尊重受访者意愿，文中受访外佣、寻求庇护者及其子女名字均为化名，细节稍经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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