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同志供卵子让伴侣产子　求法定名份被拒　官：只视作普通法母亲

一对女同性伴侣以“互惠人工受孕”方式在港产子，先提取其中一人的卵子与男性捐赠者的精子结合成胚胎，再植入另一人体内怀胎，并诞下一子。两人其后欲登记成为婴儿的“父母”，但只有怀胎诞子的女子被列作“母亲”，另一半不被认可。二人入禀高等法院，要求宣告提供卵子的另一半亦属法例上的“父母”。法官欧阳桂如颁判辞指，受条例所限，只能裁定提供卵子的另一半属“普通法下的父母”，若要取得法定的“母亲”名份，仍须靠立法机关填补法律上的空缺。

法官亦在判辞提到，随著医疗科技发展，以往不能成为父母的人，现时亦可成为父母，法例不应被视作一成不变，应以与时并进的方式解读。

申请人为代号K的婴儿，由其监护人代表入禀。介入诉讼人为律政司司长，资深大律师陈乐信则以“法庭之友”陈词，案件于2023年2月进行非公开审讯。

在本案中，B和R不是香港法例下的“已婚夫妇”，若R是一名男性，她便可被视作K的“父母”。虽然B和R决定K毋须有父亲，但K单纯因R是女性，而无法与其他儿童一样，拥有与之有基因关系的双亲，仍算是受歧视。

入境处只登记女子B为男童的法定母亲

法官在判辞透露，女子B及女子R是一对女同志伴侣，二人于2019年在南非结婚，翌年底在当地接受“互惠人工受孕（Reciprocal IVF）”，即从R体内取出卵子，与捐赠者的精子结合成胚胎，再植入B的子宫内由她怀孕产子。婴儿K于2021年在港出生，B和R尝试在入境处登记为K的“父母”，但只有怀孕产子的B被列为K的“母亲”。K遂入禀高院，要求法庭宣告答辩人R，在法例上属“父母（parent）”。

如何定义父母一词是本案焦点

法官指出，法例不应被视作是“一成不变”，应以与时并进的方式解读。根据《父母与子女条例》（下称：《条例》）第6条，任何人均可申请由法庭宣告，申请人所指明的人在法律上是其父母，但条例并无定义“父母”意思，而如何诠译“父母”一词正是本案焦点所在。

法定父母应由法例定义

法官援引一宗英国案例，当中指出“亲生父母（natural parent）”与“法定父母（legal parent）”有所不同，她认为这种解读方式适用于香港，即一个人能否成为“法定父母”，应由法例定义。

父母定义可随社会风俗及医疗科技改变

然而，“父母”的定义可随社会风气及医疗科技而有改变，以往不能成为父母的人，现时亦可成为父母。《条例》提及“在法律上的父母”，正是可让法庭追溯现行普通法对“父母”的定义，以符合条例确保所有儿童获得同等保障之目的。

法官亦指，随著医疗科技发展，抽取一名女子的卵子植入另一女子体内受孕变得可行，怀孕产子不再局限于特定性别，或者以婚姻作基础，法例现时可以承认，一名后天变为男性的人作为“母亲”，或者一名后天变为女性的人作为“父亲”。

律政司指法例不存在第三种父母

律政司指，法例规定“父母”必须是指一名“男性父亲”和一名“女性母亲”，不存在第三种“父母”，除了受孕的女性外，其他女子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被视作孩子的“母亲”，包括与K有基因关系的R。

因R是女子令K与其他儿童有异存在歧视

法官则在判辞回应指，《条例》的立法目的是要确保所有儿童受到同等保障，不论其出生或父母婚姻关系如何，都不会受到歧视。在本案中，B和R不是香港法例下的“已婚夫妇”，若R是一名男性，她便可被视作K的“父母”。虽然B和R决定K毋须有父亲，但K单纯因R是女性，而无法与其他儿童一样，拥有与之有基因关系的双亲，仍算是受歧视。

法例可承认无血缘关系男子是父亲

法官认为，现行《条例》宁愿假定一名在婚姻关系下的男性，即使与孩子没有血缘也可算是孩子的父亲，也不愿承认一个与孩子有血缘关系、在心理和社交上都视其为“父母”的人，作为孩子的父母。即使不考虑孩子的最佳利益或任何宪法权利，都能看出律政司说法的“荒谬”。

世界瞬息万变法庭亦应与时并进

法官强调，世界瞬息万变，人们不一定要再藉婚姻或异性关系组建家庭，法庭应该与时并进，接纳医学治疗是为协助无法自行产子的人繁衍下一代。法官认同“法庭之友”陈词指，就算立法机关制定《条例》时，没有考虑“父母”形式，法庭也不应石化（fossilize）“父母”的定义。

惟现行法例法定父母仍必须是父亲和母亲

虽然法官指出现行法例存在荒谬，但就申请人要求根据《条例》第6条，宣告R是法例上的“父母”，法官却指根据相关法例，即使孩子是藉医学科技出生，他的父母必须是一名男性父亲和一名女性母亲，并不包括两个女性母亲。

偏离条例并不可行须由立法机关填补

法官强调，法庭是诠释法例，而不是订立法例。申请人等试图偏离《条例》下对“父母”的定义，并不可行。法官指对K受歧视感到同情，但指出法例的空缺需由立法机关填补，法庭无权重写法例，充其量只能裁定R属“普通法下的父母”。

案件编号：HCMP447/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