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联会拒交资料案．判辞解读｜控方掩盖了唯一能证明控罪的资料

已遭解散的支联会，其前副主席邹幸彤及两名常委，被指在2021年未按警方要求提交资料，被控违反《港区国安法》细则，3人并被判囚4个半月，他们早前就定罪提出终极上诉，今(6日)全被裁定得直，获撤销控罪和刑期。终审法院法官在判辞指，控方一方面只以警方“有合理理由相信”为由，指支联会是“外国代理人”而作出要求，但呈上唯一可证明这说法的报告，却有大量资料被掩盖，这令上诉人无法知晓控方的推论是如何达致，对上诉人造成不公，故裁定上诉人胜诉。本案亦成了涉及《国安法》案件的首宗终院胜诉案件。

上诉人为邹幸彤、邓岳君及徐汉光。他们原被控违反《国安法》实施细则，指他们在2021年9月8日，作为支联会干事或管理者或协助管理的人士，获根据条例送达通知，但没有遵从该通知的规定。

问题一：控方是否要证明支联会是外国代理人

终院认为本案中控方需证明支联会是外国代理人

上诉方认为控方须要证明支联会是“外国代理人”，律政司却认为只要警务处处长证明有合理理由相信便足够。终院法官却认为相关条文可见，控方是需证明支联会上是“外国代理人”。

警方可引用两细则提出要求

法官指出，警方在案中引用实施细则附表5发出通知，要求支联会提供资料。附表5虽然有提及“有合理理由相信”，但这话是针对的对象，是防止及侦查危害国安罪行的人，而不是指外国代理人。另附表7亦列明，律政司可向法庭申请要求任何人提供资料，该条文并列明针对的对象，是有合理理由怀疑拥有该等资料的人。

若能证明支联会是外国代理人可用附表5

附表5和7的分别，在于前者适用于警务处处长能够证明发送的对象，事实上外国或台湾代理人；后者则适用警务处处长有合理相信，发送的对象拥有相关资料，但不能确定是外国代理人。若处长能证明发送的对象是外国代理人，可使用附表5，在此情况下，警方不需向法庭申请。

若未能确定是外国代理人需用附表7

若处长无法证明发送的对象是外国代理人，则需向法庭申请，并要令法庭信纳，有合理理由相信，发送的对象管有相关资料。

附表7对发送对象有较大保障

处长引用附表5时，没有法庭监督，相关的门槛亦较高，需证明发送的对象，事实上外国或台湾代理人。而附表7的门槛较低，但相关发送的对象所享的保障，是附表5下没有的，如附表7订明保留法律专业保密权。

若只是怀疑支联会是外国代理人应用附表7

终院认为，若处长未能证明支联会是外国代理人，而是以合理怀疑为基础向支联会索取资料，可引用附表7。但处长在案中选择引用附表5，便须证明支联会事实上是外国代理人，但处长未有尝试证明此事。

资料被遮盖的争议

上诉的另一项争议，为审讯时以公众利益豁免权(PII)为由，遮盖部份资料，上诉方认为此举令被告未获公平审讯。

上诉人必须知道支联会为何被指是外国代理人

法官在判辞指，涉案被遮盖部份资料的文件，分别为一份调查报告，以及向处长建议向各上诉人发送通知。每份文件均被大幅遮盖，并以散页形式呈堂。本案上诉人都是支联会非外国代理人，亦非外国代理人的干事。在此情况下，各上诉人必须得知控方的案情。但文件被遮盖的部份，显然是提及该等外国组织的身份，以及该些组织和支联会的互动。惟该些资料被隐藏，令上诉人无从得知支联会如何被指为外国代理人。

控方掩盖资料后无法证实控罪

法官认为，此情况为控方案情带来两个致命结果。首先，控方证明支联会是外国代理人元素的仅有材料被遮盖，在材料欠奉下，无法证实控罪，这是弄巧反拙的做法。此外，各上诉人无法得知相关资料，不能对控罪提出合理疑点，令他们得不到公平审讯。故无论属哪一种情况，都构成理由导致定罪不能成立。

被告要求控方提出证据的权利不应被剥削

法官又指，上诉人早前提出上诉，高等法院法官裁定只要通知表面看来有效力，同时没有在司法覆核中被撤销便足够，因而禁止邹质疑通知书效力，终院直认为该法官的说法明显犯错，又指通知的合法性是罪行元素，控方须举证至毫无合理疑点，并重申，被告有权要求控方证明所有控罪元素，亦可以提出抗辩理由。因此，邹挑战通知书效力及要求控方提出证据的权利，不应被剥削。

若能证资料危害国安　国安法前资料亦可取

此外，上诉方争议通知能否要求提供《国安法》生效前的资料。终院认为，处长若通过验证标准，证明有合理地相信要求提供的资料，是防止及侦查危害国安罪行所需，处长可要求提供的资料，且不局限于《国安法》生效后的资料。

终院五名法官因此一致裁定上诉人得直，撤销其罪和判刑。

案件编号：FACC10-11/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