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荫权案】终审法院一致裁定曾上诉得直　毋须重审

前特首曾荫权被指在任处理数码广播牌照时，与申请牌照公司的股东洽谈租约而未有向行政会议申报。他被裁定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成，并已服毕一年刑期。惟他仍就定罪向终审法院提出上诉，并质疑原审法官引导陪审团时出错。曾在今年初出狱时曾称：“寻求真理清白要坚持。”终院今（26日）颁下判词，裁定曾上诉得直。

曾感谢法庭还他清白

曾现与家人欧游，他并没有现身法庭，只由律师代表到法庭领取判词。曾荫权之后透过公关发表声明，对这缠讼7年的案件终完结心满感恩，并感谢太太要他坚持，让法庭还他清白。他亦称，很担心履行公务，在不涉贪腐的情况下，遗漏申报利益而被列作刑事罪行，若这成先例，并成为往后的法律依据，令公职人员为避嫌而不积极参与决策，导致施政失效。曾称他很感谢终审法院判他胜诉，不枉他当日坚持信念。

案件毋须重审

终院一致裁定上诉得直，撤销曾的定罪及判刑。由于曾已服刑完毕，认为案件重审并不符合公义要求，因此不作任何重审命令。终院法官指出，曾荫权罪成的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其案情建立在曾荫权和黄楚标的交易未能被证实为贪污的基础上。是次上诉主要争议，是曾荫权是否“明知故犯”地不作出披露及其“严重性”。

不披露不等于隐瞒

终院指，原审法官向陪审团总结案情时，指“明知故犯”可以理解为“有意”，而非意外和疏忽。惟终院认为原审法官在此方面指引不足。当决策者作出相关决定时已经考虑是否需要披露自己在当中利益，但决定毋须这样做，此决定或可被称为“有意”，但他只是不知道或不认为有责任披露，便不能被称“明知故犯”。

一个有意识地不披露决定，虽然决定是错误，但不等于隐瞒。在不涉贪污成份的案情中，“明知故犯”这元素富有争议性，但原审法官指引时未予以解释。

必须考虑不申报的动机

此外，原审法官指引“严重性”元素时，指它必须是“严重而非琐碎的”，并要求陪审团考虑曾的职责及官职，以及他偏离职责的程度。

惟终院指，此方面的指引同样不足。在本案中，由于未能确立贪污一事，因此在评估上诉人偏离职责的性质、程度和可引致的后果，便必须考虑他不申报的动机、有什么要披露等，但原审法官未有就此作出妥当分析。

2015年被起诉案历时近４年

现年74岁的曾荫权，于2012年快将卸任行政长官时，被传媒揭发他曾与内地富商洽谈深圳东海一物业，曾事后到电台解画，承认计划租用该单位作退休居所，但因疏忽未有申报。至2015年9月，廉署正式落案起诉他2项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案件转至高等法院开审前数月，控方突加控他1项行政长官收受利益罪。

两次审讯一项罪成

曾荫权的案件，于2017年初正式开审，但首次审讯中，只被裁定1项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成，即指他未申报与黄楚标洽谈租约的指控罪成，被判囚20个月，另一项指他推荐为他作设计工程的建筑设计师何周礼授勋，而被控的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则罪脱。控方就曾收受利益的控罪重审，惟陪审团仍未能达成有效裁决，故曾最终只背负一项罪名。他去年就该罪上诉，只获准减刑至12个月，曾即回狱中服刑，今年1月已刑满出狱。

虽然曾已刑满出狱，但他仍未有放弃就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的定罪作终极上诉。该罪指曾于2010年1月1日至2012年6月30日期间，以特首及行会主席的身份，参与处理雄涛广播的牌照等3 项申请时，未有向行会申报，他当时正与雄涛股东黄楚标在深圳东海花园物业洽谈租约。

强调曾只是判断错误 

曾荫权在终极上诉时，再聘用英国御用大律师万江仪，万聆讯时称，曾案发时是认为他和黄楚标洽谈的租约是真实的交易，租金是合乎市价，因此未有申报。万江仪指，曾荫权只是判断错误，而非恶意隐瞒。惟原审法官引导陪审团时，遗漏此重要的控罪元素，未有就曾荫权在案发时知道其不申报行为属不合法作出指引。惟终院首席法官马道立却质疑，披露租约实属常识。

万江仪又指，原审时陪审团未能就另一项涉贪污元素的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达致有效裁决。在欠缺贪污元素下，原审法官未有就什么利益冲突需申报，或会引致的严重性等提供指引。

控方强调曾故意隐瞒

代表律政司的英国御用大律师David Perry则指，曾被裁定罪成的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并非以贪污指控为基础，而是指他故意作出隐瞒，未有向行会申报相关利益冲突。David Perry续称，涉案事件在2012年被传媒广泛报道后，曾荫权向外界的说法中，未有提及他疑曾收取李国宝的35万元的事，以解释涉案的租约等。David Perry又指，原审法官没有错误引导陪审团，亦有提醒陪审团独立考虑每项控罪，认为定罪稳当。

案件编号：FACC 29/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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