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龙小队案｜次被告律师指台湾军训与串谋无关　队员只是被卖猪仔

“屠龙小队”及另一激进派小队涉串谋杀警案续审，次被告张铭裕的代表律师作今（7日）在高等法院结案陈词，他指张虽然曾参与台湾军训，但军训在计划成形前发生，与案中所指的“串谋”无关。律师又指，张虽曾与另一小队的队长吴智鸿联络，吴更曾向张表示有意杀警，张即回复说：“我可能唔系个人选”。律师又指，“屠龙”只是指“击败警员”而非“杀警”，队员中只有队长黄振强坚持杀警，黄在未有知会队员下向吴称屠龙会协助计划，屠龙队员只是：“蒙查查被卖了猪仔。”

首4名被告被指是屠龙小队成员

6男1女被告：为张俊富（23岁）、张铭裕（21岁）、严文谦（22岁）、李家田（25岁）、赖振邦（30岁）、许湛荣（25岁）及刘佩凝（24岁，女），首6名男被告被控串谋谋杀罪、串谋犯对订明标的之爆炸等罪，李家田被控一项意图危害生命而管有枪械及弹药；女被告刘佩凝被控一项串谋提供或筹集财产以作出恐怖主义行为罪。

控方指首4被告被指是屠龙小队成员，赖及许则被指是吴智鸿所属组织的成员，女被告并非两个组织的成员，但被指曾协助众筹。

屠龙意思是击败警方而非杀警

张铭裕（下称：张）的代表大律师姚本成陈词指，“屠龙”的意思为“击败警方”而非“杀警”。另“屠龙”亦非黑社会，认罪证人黄振强亦承认“屠龙”是十分松散的组织，没有宪章、章程或规则，队员并非一定要听从队长说法行事。

黄行事模式唔会畀队员知

对于被告李家田自辩时否认黄为队长，黄称他是被队员推举为队长，但在盘问下同意并无经过选举诞生。黄又曾称，“屠龙”每一次行动的部署均是由他和Kan完成，事前不会向队员讲解，至行动当日再在他指示下行事。辩方因而指出，黄的行为模式是：“唔会畀队员知”，故认为队员又怎会知道2019年12月8日会发生何事，形容队员：“平时咁蒙查查畀佢卖左猪仔。”

黄由穷光蛋突获逾百万

辩方另指，黄于2019年8月时只是一个负债的穷光蛋，当时初识同谋者吴智鸿便向其索取金钱。“屠龙”成立的短短3个月，黄便多了逾百万：“咁多钱包围住佢，唔坏都变坏啦。”指控黄利用“屠龙”名义去取得金钱利益，后来受钱财推使，变得更勇武，因为越勇武便能获得更多支持。

全队只有黄坚持要杀警

辩方又指，“勇武”和“仇警”并不等同杀警，且“屠龙”当时有不会用枪和炸弹杀警的共识。黄庭上亦同意，于11月17日的大雄辉会议和11月15日的三坡坊会议，队员均有表示：“用枪杀警咪搞我。”黄清楚队员不单反对他人用枪和炸弹，亦不支持杀警，全队中只有他在坚持要杀警。

台湾军训与串谋无关

至于2019年9月的台湾军训，是“屠龙”于11月18日，即加入涉案串谋前发生的，故军训与“12.8计划”无关。黄亦同意军训与串谋风马牛不相及，并指参加军训没有任何附加条件，未有要求军训过后必须加入吴或杀警计划。

吴曾称可能玩暗杀狗

辩方指出，张参与台湾军训是因为有人提供食宿津贴。张第一次在Telegram联络吴时，吴称：“之后可能玩暗杀狗”，张则回复：“如果要呢样我可能唔系个人选”。辩方又指，台湾群组发生何事无关重要，即使他们真的有烧枪亦与涉案串谋无关，故军训在案中的重点不是他们期间做了什么，而是他们去的原因，著陪审员仅记张当时无意参与杀警。

张因情绪反应才称要枪

至于张于10月1日曾向吴索取枪械，辩方著陪审员考虑张要枪的原因。据黄的说法，当时有示威者遭警方枪伤，引致勇武派情绪高涨，黄说：“愤怒到个个都要擸架撑。”由此可解释，张要枪亦只是因一时激动。黄同意，激动的情绪在几日后有所回落，事件最终亦不了了之。辩方指出，张要枪不是反映任何串谋意图，只是当下的情绪反应，无证据显示张拒绝杀警的立场有所改变。

吴没有把枪交给张铭裕

辩方又指，西贡试枪发生于11月16至17日，亦与涉案串谋无关。黄庭上确认，“屠龙”参与西贡试枪是为了查看吴是否真的有枪和炸弹，当时串谋尚未出现。辩方指，吴当时未有将手枪交给曾一起到台湾军训的张，反而交给素未谋面的李家田，正是因为他知道张无意用枪，认为张在保管枪上不可信赖。

成员共识：枪杀警察咪搞我

辩方又指，黄在盘问下同意，“屠龙”在11月17日的大鸿辉会议时，众成员的共识是：“人哋用枪人哋嘅事，用枪杀警察咪搞我。”黄又同意，他未有咨询成员便于翌日与吴单独会面，并向吴称“屠龙”会配合吴方的行动，亦未提及“屠龙”不会用枪和炸弹。黄亦同意直到12月7日为止，他不曾向张解释涉案计划及其角色为何。

案件编号：HCCC164/2022, HCCC255/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