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唐宋之后没有大耗民力的暴君？
翻阅中史教科书，我们听到滥用民力的暴君，如秦始皇和隋炀帝，动辄用几十万民力开山劈河，南征北伐，但唐宋以后，鲜有听到如此大耗民力的暴君，即是昏君辈出的明代嘉靖和万历等，只闻宦官乱政，实行恐怖统治，而未闻滥用民力。为解答上述现象，这次笔者想从一个深入浅出角度，让大家把握户籍和税制如何影响中国历史。
赋、税、役概念
要知道我们习惯使用电子货币和信用货币的现代人，在古代由于可以用来交易的金属供应有限，因此很多时交易，甚或交税都是实物为主，而甚少使用货币。（“银纸”这东西要到宋代印刷普及以后才有。）
教科书常谈及古人要交赋税、服役，其实大多是实物税一种。个别朝代如战国或汉代，因政局许可或金属供应尚可，会有部份的金属货币如五铢钱流通，但只占交易少数。在古代，赋税本来是两件事，赋/调大约指上缴政府土产实物、租/税指上缴政府农产品，役即很清楚的是指人民付出自身劳力的“力役”。在古代，一个人要交几种不同形态的赋税，十分不便。
我们现代社会，政府透过税收雇用公务员，负担了很多职能如公共工程、地方治安卫生等。但在古代，尤其儒家主张政府要厚民财而要收低税率，（唐以前）历朝政府长时间都是处于低收入状态，很多现代政府会雇人做的工作，政府会透过力役编排，再透过地方户籍组织，如秦汉里甲、北魏三长等，编排人民负责地方维修治安，或为中央修建公共防务、出兵打仗。因此，在唐代以前以力役为其中一种每个成年男子均须服役的一种税制，长期成为政府主要收入，而我们经常会听到暴君滥用民力，多发生唐以前，即是这原因。
人头税概念
根据文献，商朝是一个仍有限定期迁徒的政权。真正出现定居农业政权，自周代开始。先秦文献有“料民”等词，即指政府透过人口普查，统计人口，编制户籍。秦汉时代的占民，到唐代时期配合均田制的户籍制度，都反映政权稳定时，政府都会编制户籍统计编户齐民，以便计口授田、征发士兵或安排力役、征收赋税。魏晋时期，政局动荡，皇室会与大族争夺人口，史书出现“诡户”等字眼，即指出人民为了逃避政府较重赋役，而甘愿做地方大族奴婢。在农业经济时代，人口多寡涉及生产力大小，因此统治者极关心编订户籍。可是，编户籍是一件十分考政府能力的工作。现今香港，科技发达，人口普查也只能五年一小计，十年一大计。秦汉时期，勉强每年整理户籍，唐代已经要三年一次，明清人口再上升，政府只能十年一造户籍。
力役加人头税百上加斤
唐代以前，政府会据户籍征收人头税，不同朝代征税方法略有不同，有时征货币有时征实物。但大抵由小童计算入户籍开始便需交一定货币（如汉代口赋），成年男子除了不论贫富要交一定金额人头税外，还要服力役。要知道力役是一件很麻烦和欠标准的税制。举例说，一个务农男子，不能根据自己农田的人力需求，而要受政府强制徵调参与其他力役，荒废本田业务。而部份力役，要服役者自备物资（府兵便是其中一种），可能某甲服役，只需为衙门上漆，而某乙服役时，可能要招待隔县来访的官员交通饮食，后者对当时一般农民可能是极大负担。遇著统治者不恤民力滥用征发，人民更疲于奔命。
因此，在唐以前还流行人头税和力役的年代，这些税制负担可能会造成地方人口逃亡，或捕杀新生婴儿的残忍现象（古人叫“溺婴”、“不举子”）。
清以后终止征收人头税
唐代安史之乱后，人口急速流动，户籍败坏，政府唯有改收两税法，一年两季征收以每户财产计算的“户税”和“地税”。由于一户资产，最难隐匿的是土地，因此地税角色在政府的收入日益重要。明初一度复行里甲制、限制人口流动，但户籍更新追不上人口增长。拜全球白银供应量上升，明代万历年间，张居正行“一条鞭法”，将力役以银价估算，折合土地大小，统一以白银交税，开始使无地农民免役免税，而有地的富户只交一笔折合地税和力役的白银，由政府用银雇人服役。
到清代，康熙五十一年表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到雍正时完成“摊丁入亩”，将康熙五十一年计算全国人口的人头税折入全国土地税，正式废除人头税（丁税）。其实晚明到清初，人口增长及四处流动，地方官已很难准确上报地区人口，很多县志在户、丁、口等数没有统一记录，或有丁无口等，亦有同一地五十年来人口几乎无变的记录，清代户籍多数以“丁”(交税人口)作单位而不以“口”（实质人口）为记录单位，地方户籍只求给民户清楚他由政府预估后要交的“丁税”，而不理会这户实际人口。
废除人头税后，清朝人口由康熙晚年八、九千万，到乾隆晚年激增至四亿。废除人头税松缚了人民负担，人民不用匿藏或杀子，亦容许人口有较大的自由流动。
总括而言，唐代开始税制上尝试减轻对人头的束缚，而以资产和土地计税。但整个发展十分漫长及反复曲折，要到清代“摊丁入亩”，中国在户籍和税制上才放弃对人丁的人身束缚（当然，晚清政府仍用其他理由剥削人民服役，但在制度上已正式放弃人头税）。当然，由实物税（力役、粮食）转变为货币税（白银）又衍生另一些问题，有机会再向各位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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