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互补｜律师弃数百万年薪 义教基层儿童英文 冀让社会更有爱
早在2005年，资深商业律师谢丕慈的年薪已经达到300万港元，可这样一位独立的高知女性，却放下优渥报酬和光明前景，免费帮助基层孩子学习英文，甚至倾尽全力于2020年创立非牟利慈善机构“生命互补教育基金”，在短短三年内已为400多个有需要的家庭提供教育支援。基金目前没有政府资助，只靠私人捐款维持营运，她连花费7,000元的“洗楼宣传费”都觉得“肉赤”，心心念念这笔钱可以帮助多少人。她和同为律师的丈夫梅浩洲都相信，这项工作不但可以改变受助者的生命，同时也可以改变施助者的生命，让彼此的生命互相补足，也让社会变得更加有爱。
“原来基层生活这么得艰难”
从高薪厚职的商业律师，转轨投身帮助基层的慈善事业，谢丕慈有过三大转捩点。
第一个是在2005年发生的两件奇事。第一次是，儿子突然高烧不退，连医生也束手无策，她绝望地做好最坏打算之际，有基督教信仰的丈夫梅浩洲带着她一起祈祷，翌日儿子竟然马上退烧。第二次是，有日过马路时，突然有感被一阵风拉着动弹不得，回神后才发现有辆闯红灯的计程车瞬间飞驰而过，而她幸免于难。谢丕慈相信这是“神迹”，认为“神将我留在这世界上，一定还有些事情等着我做”，于是毅然放下年入数百万元的高薪厚职，完成三年的全日制神学课程后，到中华基督教会望觉堂担任宣教师。
第二个是在2013年开始接触基层家庭。“以前真的不太明白低收入家庭到底有多困难。”谢丕慈的父亲是医生，她从小生活条件优渥，教育资源也较为丰富，早在80年代初期就远赴英国留学；至1985年毕业回港成为执业律师后，身处的是挥金如土的商业世界；即使自2008年到教会侍奉，所接触的教友主要也是中产阶级。直到2013年，她探访数个基层家庭，看到一家几口挤在只有一张碌架床的㓥房内，第一次感知到那种“遥远的痛苦”，忍不住感慨“原来社会有这么多人与我所经历的完全不一样”，于是下定决心在教会成立“生命互补”事工服务，免费帮助低收入和新移民家庭儿童学习英文。
第三个是在2020年出现的两个巧合。谢丕慈从律师变成“生命互补”事工服务的英文老师后，一开始自己教四五个学生，在六年间发展到50多个义工教200多个小朋友，开始面对如何扩容的问题。刚好，一位曾受谢丕慈帮助的导师急病离世时，竟把遗嘱全数捐给“生命互补”事工——这令谢丕慈既感动又鼓舞，决定把事工服务转型成为独立营运的慈善教育机构，并以有关捐款作为启动基金。又刚好，原本租用望觉堂基督教大楼上层的私营教育机构突然中断租约，望觉堂同意以低廉租金租予谢丕慈——这又为她省却大笔装修费用和每月开销。于是，2020年12月，“生命互补教育基金”应运而生。
“你的孩子也是我们的孩子”
“低收入和新移民家庭的儿童，资质并不比别人差，只是因为他们的父母本身就不太懂得英文，而他们的家庭更加无法承担高昂的补习费用，所以他们就比别人少了一个可以改进英文成绩的机会，也缺少其他资源应对成长中的难题。”谢丕慈同时也是“生命互补教育基金”的行政总监；她认为特区政府已为有不同需要的学童提供林林种种的服务，但无奈仍有很多学生未能得到及时适切的支援，因而需要社福机构加以承托。
机构以“你的孩子也是我们的孩子”作为使命，当中设有“亲子馆”、“教育发展中心”、“特殊学习需要支援中心”三种项目，为基层孩子提供有别于应试教育形式的英文学习课程；为父母提供个人情绪、子女发展乃至家庭关系的多方支援；为特殊学习需要（SEN）学生进行免费评估，并且提供语言发展课程。对于基层学童，所有费用全免；目前数百名学童中，也只有两三人需要缴费，而学费也较私营补习机构便宜得多。
谢丕慈强调，“生命互补”的英文课程不是“补习”，因为他们不会重复学校教学内容、不是采取应试教育，而是自行编写一套由幼稚园幼儿班（K1）到小学六年级（P6）的教材，通过义工导师与受助学童一起阅读英文故事书来“自学”英文。她亲自拣选了1,800多本涉及不同范畴的英文书籍，希望学生“三堂看一本书，一年看十几本书”。另外，为了培养学生的表达自信，机构每年都会举行英文音乐剧，由约200名受助学生轮流上台表演——较早前（12月17日），他们在沙田培英中学合演了《小星星》，希望带出个人力量虽小，但只是坚持自己使命，仍然能够成就很多美事的意义。
“听听社会某些角落的声音”
“我常常想，深水埗大角咀的那层楼里，有多少个小朋友无法发音，有多少小朋友的妈妈正为此惆怅。”谢丕慈一心只想着如何帮助更多家庭。她观察到，香港很多慈善机构都是把“家长”和“孩子”作为两个独立个体分开支援，而不是融合发展，所以很多家长也只懂得把子女送入相关机构，但并不在意学习内容，更不懂得如何配合，结果事倍功半。有见及此，“生命互补教育基金”同时也为受助学童的家庭授课，借此向家长解释课程理念和学习逻辑，并且教导他们如何有效地把对子女的督促融入日常生活当中。目前每周有约300名家长上课，“我们相信，香港除了我们之外没有这种服务机构。”
机构另一大特色，是为SEN学生及其家长提供支援。在教会工作期间，谢丕慈也接触不少有读写障碍、多动症、专注力不足问题的SEN学生，了解那些家长的苦况——政府评估服务需要轮候一两年，私营机构不是服务时数有限就是收费贵得惊人，而学校的言语治疗师则要按学生问题的轻重缓急提供服务，“严重的话一个月见一次两次，每次40-45分钟；如果不严重，可能几个月才见一次。”眼见那些来自基层的SEN学生求助无门，谢丕慈非常心痛，更加坚定她要成立慈善教育机构帮助更多基层家庭的念头。
“如果得到政府补助，我们可以一起合作，去听听社会某些角落的声音。”谢丕慈坦言，机构虽不至于经营困难，但资源确实相当有限。尽管特区政府向来为肩负不同使命的社福机构提供不少资源，但“生命互补教育基金”作为一间政府认可的慈善机构，至今仍然未有得到政府援助，因为无法申请津助营办福利服务。但这不是因为“生命互补教育基金”的服务存在任何问题，而是因为社会福利署外判的资助福利项目种类较为死板，关于儿童的主要涉及寄宿、领养、托管、虐待等，而目前开放招标的儿童福利项目更只有“学前单位社工服务”，并不属于“生命互补教育基金”的服务范畴。谢丕慈也研究过不同种类的资助计划，但有些只提供短期援助，有些则需要基金改变初衷迎合；因此，“生命互补教育基金”成立三年来，几乎全凭私人捐款和义工热忱走到今天。
“不妨多些关顾身边人”
为了增加知名度，帮助更多基层家庭，机构曾在母婴健康院外张贴宣传单，却被大大小小不同种类的机构海报淹没；也试过花费7,000元找邮局“洗楼”派发传单，但谢丕慈提起时仍然感到非常“肉赤”，“我们很不想花这笔钱，7,000元可以帮助很多家庭。”可惜，那些宣传工作都无济于事，谢丕慈笑言，“早知道当初就多当几年律师，多赚一些钱，现在就可以帮助更多的人。”话虽如此，她或多或少也有些失落：“大家都不知道我们做了什么，但我们的服务真的不一样，而我们也真的很用心。”
不过，谢丕慈相信，关关难过关关过，毕竟他们“每行一步，每产生一个新的想法，都有困难”，但每次的困难却都会在危急关头转危为安，出现意想不到的转折，至今已为400多个有需要的家庭提供支援。她将一路走来的点点成绩，归功于“神的恩典”和他人帮助。在旁观者看来，是她和众多义工为基层孩子无私奉献的精神打动和鼓舞了众多有识之士，是这些“一步一个脚印”的努力，让他们看到“爱与被爱”的无穷力量。
“她的性格一直都很Caring（照顾人）。”本身也是律师、同时身兼“生命互补教育基金”的受托人梅浩洲透露，妻子谢丕慈向来很有同理心，早在1990年代看到新闻报道有个小朋友从未吃过汉堡包、没有去过海洋公园，已经很受触动，并着丈夫致电报馆查询对方地址，希望帮助他实现愿望。尽管两夫妇最后无法成功联络该名小朋友，幸而他们现在找到了更加有效的方法，帮助资源不足的基层儿童改变跨代贫穷的命运。之所以取名为“生命互补”，正是因为梅浩洲相信，这项服务不但可以改变受助者的生命，同时也可以改变施助者的生命，让彼此的生命可以互相补足，也让社会变得更加有爱。
说来有趣，谢丕慈当年选择修读法律，只是为了征服那个在一般人眼中相当艰深难明的学科，从而证明自己“很厉害”；及后从事法律工作，并以“升职加薪”、“帮公司赚钱”作为人生目标，又是为了证明自己“有能力”。如今走上另一轨道，她不再看重个人成就，也不再苦苦追求人生意义，因为她的人生意义就是帮助他人找到人生意义。在专访最后，谢丕慈提醒营营役役的香港人：“不要忙于自己，不妨多些关顾身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