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港晚深的跨境学童．四｜香港不只是跳板　发挥双边身份优势

跨境学生绝非“弱势、边缘化”的代名词，他们自小独自游走于陆港两地，熟悉两种文化、多种语言，尤其是在香港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当下，理应拥有双边优势。不过，以往特区政府似乎不太重视这个群体，自然也不太关注他们所面对的通勤、融入、身份认同、社会归属等问题。如今，政府、学校和社会应该怎样支援跨境学童，才能化解他们的双重身份困局，更好地发挥他们独特身份优势？

“朝港晚深的跨境生”深度报道系列四之四

陷“所学非所体验”困惑

教育局于2021年公布《价值观教育课程架构》，其中提到须“加大力度推行国民教育的工作，培育具国家观念、香港情怀和国际视野及对社会有承担的新一代”，“协助学生建立国家观念和公民责任心”，“对社会和国家整体福祉作出贡献。”

为了培养学生的国家观念和公民责任感，教育局将相关的教育内容贯通和渗透于不同范畴的学科及全方位学习。特别现行的中小学课程框架，包括小学的常识课、初中的中国历史课和高中公民及社会发展科，不乏国民教育（包括《宪法》、《基本法》及国家安全教育）、公民教育、国家和香港历史、社会发展等课程内容。跨境学生学习国民教育难度不大，惟甚少接触香港社会，难免限制他们对香港文化的理解和公民身份的建立。

立法会选委界议员、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副会长邓飞指出，对跨境学童而言，例如乌蛟腾抗日英烈纪念碑、西贡抗日英烈纪念碑、海防博物馆，或者纯粹关于香港社会、文化的景点，他们未有必有足够的时间参观、体验，获得切身感受，而这些教学内容反而会令跨境学生存在困惑，“因为他们晚上就回内地。这并非问题，问题是他们接受的教育当中存在香港社会、生活元素。这样会有‘所学非所体验’的情况发生。”

应付考试不同于应付生活

不过，两位跨境学生的家长并不担心。被问到是否存在“所学非所体验”的情况？小六跨境生文同学的父亲提到“通识科”，认为科目已经涵盖一定的生活常识和科学常识。然而，通识科早已寿终正寝。政府于2021年3月更名为“公民与社会发展科”，课程以香港、国家和当代世界作为核心内容，文凭试评核方式亦改为“达标”或“不达标”。

中一跨境生郑同学的母亲则认为，学校老师有教授相关内容，每周也会升国旗，孩子的接受能力很快，“香港的文化，他应该还是懂一点点。”她坦言，虽然儿子不会说广东话，但并不担心他与同学之间的沟通问题，因为他们基本上都说普通话；不过，她也表示，既然儿子以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为目标，必须学好广东话。

语言的肌理是社会文化，学生可以应付语文考试，并不代表能够融入大学或香港生活。但郑太相信，“如果他能应付考试，那他粤语应该很好。”不过，教育局去年优化文凭试，自2024年开始会取消中文卷三“聆听及综合能力”和卷四“说话能力”，两卷所考核的能力会融入一次文字报告及一次口头汇报的校本评核，只占文凭试成绩的15％。

内地港校抽离本地社会

如何破除跨境学童个人成长的种种阻碍？港深两地教育局自2008年起，推出港人子弟学校或港人子弟班计划，在校内设立香港中学文凭试（DSE）课程、内地课程、国际课程，希望减省跨境学童每日的通勤时间，令他们能够与相同背景的学童一同上学，避免陷入长期游离于港深的双重身份困局。

但问题是，港人子弟学校每年学费动辄数以十万元计，远非一般家庭所能应付，对基层家庭而言更加遥不可及。以广州南沙民心港人子弟学校为例，高中一年的学费已多达14.5万元人民币（约16.52万元港币），还未计及每天160元人民币（约182元港币）的住宿费和每年1.9万元人民币（约2.2万元港币）的餐费。若按本港每年不少于190日上学天计算，高中三年的总学费58.3万元人民币（约66.42万元港币）。

香港教育大学社会科学系副教授陈洁华则指，香港教师的教育素质是跨境家庭让孩子留港读书的原因之一。邓飞亦认同，港人子弟学校为跨境学生提供稳定的校园生活，有利于个人成长，但完全抽离于香港社会的地理位置，反而令学生无机会接触香港社会，不利于本港引入人才、培养人才，“对于他们来说，香港不过是留学的地方......用工具理性考虑留在香港工作的原因，如果有其他更好的出路，我就离开。情感很淡薄。”

个人发展VS社会需要

陈洁华建议，政府和社会应该帮助跨境学童培养对社会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这样既有利于个人发展，又有利于建立温情社会。前者关乎个人发展所需要的社会网络、资讯和沟通等社会资本，后者关乎维系社会所需的邻里情谊和回馈社区的责任。但若各方不管不顾，只会导致他们把香港当作跳板，“但你希望他们只是把香港当作‘跳板’吗？”

邓飞亦提醒，当一个人对社会和国家缺乏情感，个人发展的考虑仅凭工具理性，“你的城市或者国家，遇到危难时，没有人愿意留下解决问题......这纯粹是游牧民族式——‘逐水草而居’。”

然而，对跨境家庭而言，归属感和关爱社会的讨论，或许抽离了社群本身。香港赛马会跨境家庭新里程计划主任倪怡洁认为，跨境家庭按子女的发展状况和需要，在港深之间选择升读港人子弟学校，或者内地的其他学校，从来都是个人的选择：“我个人觉得，他们其实对香港有极大的归属感。”

对于未来的出路，文先生与女儿的回答，颇为一呼一应，“顺其自然，按自己的想法，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觉得哪里（港深）更好，就去那里发展。”

郑太则强调儿子要考入港中科三大，然后留在港深工作；儿子却更希望在深圳工作。

跨境学生绝非“弱势”

跨境学生绝非“弱势、边缘化”的代名词，他们自小独自游走于陆港两地，熟悉两种文化、多种语言，尤其是在香港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当下，他们理应拥有双边优势。

陈洁华认同，“有些家长认为子女明白国情，懂得香港文化，又会两文三语，自理能力不错，很有发展前景。”

阔别香港校园3年，跨境学童自2月起分阶级复课，原有的通勤、融入、个人成长问题再次浮出水面。政府和学校应该如何支援这近2.7万名跨境学童，更好地培育他们成材？

倪怡洁所属的香港国际社会服务社，于福田、南山、罗湖设有服务中心，专门向跨境学童及家庭、准来港人士提供语言、社交、情绪支援和期望管理服务。机构正在筹备社交小组，协助长期上网课、缺乏实体交际的跨境学童认识朋友，尽早适应实体校园生活。

陈洁华建议，学校可以推行“Buddy（友伴）计划”，例如一个跨境学生配对一两个本地同学，帮助学童重新融入校园，“他们（跨境学童）2月份突然回到学校，（如果学校）不制造机会鼓励他们，他们很难融入。”而两位家长也希望政府多加关注跨境学生，但主要期望当局支援子女的跨境上学，例如减省通勤时间、补贴车费。

如何扭转双重身份困局及随之而来的疏离感和工具理性？邓飞认为，在国家认同感之外，无论情感归属于香港或深圳，“千万不要做无情的人，不要一切考虑出于功利。”他续说，“至少要培养他们有人情味，懂得关心身边人。我个人认为，这才是教育上真正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