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代贫穷・二｜解决父母贫穷　何须等下一代？

立法会改革扶贫政策和策略小组委员会上月底（9月26日）检视现行扶贫政策，期间一致认同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率领的“弱势社群学生摆脱跨代贫穷行动小组”推出的“共创明‘Teen’计划”；与会的劳工及褔利局局长孙玉菡更扬言计划是精准扶贫的第一步，可为居于㓥房的中一至中三的学生“铺阔未来道路”。不过，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学系副教授黄洪质疑，计划既未能对焦㓥房家庭的真实需要，也未能触及跨代贫穷的痼疾，因为问题源自父母在职贫穷，提高生活工资有用得多。

“跨代贫穷”系列深度报道四之二

解决贫穷问题
何须等下一代

“共创明‘Teen’计划”涵盖师友配对、个人发展规划、财政支援三大元素，冀能惠及2000名来自弱势家庭的初中生，帮助他们开阔眼界、加强自信、建立目标、力争上游。

“中国人经常说，知识改变命运，再穷不能穷孩子——你（父母）穷没关系，只要子女不穷就可以，所以你（父母）挨下去。只要你（孩子）将来出头，全家就可以改变命运，阿爸阿妈都有稳定生活。”黄洪接受《香港01》专访时指出，“共创明‘Teen’计划”本质是一种“希望”投资——希望下一代成材、希望下一代“上流”，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背后源自一种供养子女的传统习俗和文化思维，“（以为）解决贫穷问题要靠下一代。大家常说的跨代贫穷，也不是说现在，而是在说子女将来能否脱贫。”

但这种说法其实是种谬误——为什么要靠孩子帮助家庭脱贫？黄洪指出，跨代贫穷的最大问题是“父母贫穷”：“跨代贫穷的意思是说，父母穷所以子女也穷，很难从贫穷的轨迹中跳出来。如果解决他（父母）现在的贫穷，那就解决了绝大多数的问题。没有贫穷家庭，自然没有贫穷儿童，更何况跨代贫穷？”然而，这样浅显的道理并没有镶嵌在政府缓解跨代贫穷的核心思维和方法上，取而代之的“望子成龙”的传统思维——以为当下投放一些资源给予㓥房儿童，就能够助其“未来”脱贫——这显然是本末倒置。

高举津贴主义
衍生忌廉效应

可惜，在上月底（9月26日）举行的立法会改革扶贫政策和策略小组委员会会议上，不但未有立法会议员指出政府做法未有对准“跨代贫穷”问题，反而一致认为“共创明‘Teen’计划”能够开眼界、下志向，就有助于缓解跨代贫穷——这同样是匪夷所思。

根据黄洪所言，若要解决所谓“跨代贫穷”问题，特区政府亟待处理的是“父母在职贫穷”，同时为下一代提供宽阔而有上流空间的就业市场。这两核心问题的解方，《香港01》已不厌其烦地论证，必须提高最低工资、发展多元产业、创造更多好工。

不过，新一届特区政府似乎无意改变任何扶贫方针，而是继续高举所谓“行之有效”的“津贴主义”。劳工及褔利局局长孙玉菡出席上述会议并介绍现行扶贫政策措施时，提到在职家庭津贴计划（WFA）。他引述数据指，目前有6万个家庭、逾20万人受惠，“市民可以继续工作，又有多一些钱，特别是有小朋友的家庭，会得到更多优惠。”

最低工资冻薪
基层苦不堪言

观乎现行WFA政策（见上表），政府以每月总工时、住户人数和每月入息上限及资产挂勾：以二人住户的单亲家庭为例，资产低于36万元，月入少于1.47万元，只要每月工作36小时或以上，即每日平均工作1.2小时，就可以申请1,000至1,400元的高额津贴；对于非单亲的三人住户，资产须低于46.9万，月入少于1.79万元，每月总工时只要在144小时或以上，双职父母每人每月只要工作9天8小时，同样可以申请上述高额津贴。

乍看之下，津贴为稍低于贫穷线的低收入家庭帮补家计，看似十分合理。然而，黄洪批评，这种扶贫方式无法惠及真正有需要人士。他以“忌廉效应”（creaming effect）解释——政府选择“面层”接近贫穷线的群体，给予现金津贴，帮助他们脱离贫穷线，但对“底层”的困难户则抛诸脑后。“忌廉效应”与商业上常见的“吸脂效应”（cream skimming）类近，“吸脂”是指从新鲜牛奶当中去除杂质提炼奶油，“吸脂效应”则是公司为了获得较高回报，只会提供较高价值或较低成本的产品，舍弃其他顾客群组。

在黄洪看来，最直接帮助在职家庭脱离贫穷线的方法之一，是提高“最低生活工资”。

现时法定最低工自资为每小时37.5元，原定两年一检，但自2019年后受疫情影响再无调整。这对领取最低工资的基层家庭而言，到底是什么概念？以一个两人的㓥房单亲家庭为例，37.5元的时薪，以每日8小时、每月工作26日来计算，月入不过7,800元；即使能够申领1,400元的WFA，每月也只有9,200元；但㓥房月租所费不菲，按2021年㓥房月租中位数4,800元计算，这个家庭就只剩下4,400元过活，每天不能花超过150元。

实行生活工资
过上体面生活

黄洪提到2018年与乐施会合作研究的《香港生活工资研究报告》，当中提倡政府及有能力的企业为雇员支付“生活工资”，每小时54.7元（2018年水平）。作为倡议型媒体，《香港01》亦提倡香港应该进行一场“薪酬革命”，实行每小时70元的“生活工资”。

“生活工资”是指劳工在一个标准工作周所得到的报酬，足以为他及家人提供体面的生活水平；而“体面生活水平”的要素包括食物、食水、住屋、教育、保健护理、交通、衣物和其他基本需要，包括应付突发事件的储备。“生活工资”有别于“最低工资”，基层不会只能勉强生存。“但政府属下外判清洁工，往往以最低工资水平雇用。他们可能每天上班四到五小时，有家人需要照顾。”他续称，“政府不应带头制造贫穷。”

不过，即使父母的在职贫穷问题得以解决，但下一代的就业问题和阶级上流同样严峻。

“以前我们经常说，香港是一个开放社会，人有高度的流动性——只有肯努力，就会所谓向上的空间。”黄洪指出，这种代际流动性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拉平，变成“下一代不如上一代容易上流”。

产业单一遗祸
高端工种不足

翻查资料，香港大学毕业生的平均收入的确在过去二十多年不进反退。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去年5月5日答复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陆颂雄书面质询时，引用“综合住户统计调查”报告（见上表），表示以2018年价格计算，2019年20至24岁、拥有学士学位的“95后”（1995至99年出生者），平均月入仅1.8万元，较1994年20至24岁同等学历“70后”月入的1.94万元，减少约7.2%。

看似是“学位眨值”的表征，实质是社会整体教育水平提高，大学生占整体人口的比例不断增加，比起1994年，现在反而有更多得到学士水平的收入。唯问题是，经济结构未能追上人力需求，导致大学生所做的工种流向低技术职位。新论坛及新青年论坛2018年发表的《香港各世代大学生收入比较研究报告》中可见，大学学历劳工从事低技术职位比例，由1997年的8.4%激增至16.4%（见下表）。

黄洪分析，这一方面源于“去技术化”，以前的技术人员、文书职位的竞争力大为下降，亦可被科技取代；另一方面是“产业单一”，就业市场没有创造出更多上流空间和与整体教育水平提升所配匹的工作机会，年轻人没有明确的晋升阶梯。

阶级流动停滞
市民自我躺平

据立法会秘书处于2016年发表的《人力调整为香港带来的挑战》报告，1994至2015年间本地劳动市场增加了85.4万名持有学位的工人，但同期只新增了66.6万个较高技术职位。在“供过于求”的情况下，自然导致更多持有学位人士不得不转向从事文书支援人员、服务及销售人员等低技术职位。

这种社会环境下成长的大学生毕业生，黄洪观察到他们很少安份走进职场，不乏腾空一年以实践自己，或作自由职业，或作身兼多职的“斜栋人”（Slasher），或只能从事与大学专业不相关的低技术职位，“因为他们很多时候没有选择，亦看不见上升空间，那就跳回自己可以控制的行业，例如斜栋、自由职业，做一些艺术、文学创作的工作。”

“但这些工作能否维持生计？是可以养活自己，赚一点旅费，可能两三年去一次旅行。但这样的生活，有多少空间让人向上提升？”黄洪预视，大学毕业生在这种人生轨迹上生活，就算未来的生活水平、阶层有所提升，但人到中年或有更大机会“向下流”，“如果（教育水平）差一些的市民，就直接躺平，因为做麦当劳、街边卖宽频和踩单车送外卖，其实分别不大。有好多人认为，这已经不是开放的社会，大家都认为无阶级上流的机会，所以就不努力工作，而那些工作也不是他们想做的。”

没有认识贫穷
没有追求灭贫

低气压之下，特区政府推出“共创明‘Teen’计划”，冀能透过当中的“师友配对”项目，由“成功”的友师向“贫困”的学童灌输正向价值观，借以激励他们努力向上。

不过，黄洪坦言：“你说服不了他。你说‘识人好过识字，要做职业规划’，学生听了会觉得：‘你在说什么？’他们面对的生活，正正不是这样。”他笑称，学生所依靠的，只能够是父母的阶层，“家人越有钱，他就愈不需要做，在家中打游戏。”

但对于基层学生，从小没有父母的资源可以依赖，毕业后又要面对艰难的就业市场。

其实问题无人不晓，为何政府仍以“共创明‘Teen’计划”来解决问题？黄洪慨叹，“那是因为问题太长久、太核心，政府解决不到。如果能够解决，就不用那么多届扶贫委员会来回讨论，也无法解决。”这么看来，显然是政府对贫穷的认识和对灭贫的追求出了一些问题......（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