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才难求因为高球场太少？就跟行会成员谈谈新加坡如何收地建屋！

为了反对粉岭高球场收地建屋，到底可以去到几尽？继早前香港哥尔夫球会提出保育飞蛾蝙蝠、防止潜在沉降等令人摸不著头脑的理由之外，本身拥有球会会籍的行政会议非官守成员汤家骅日前（8月25日）再献新猷，把“高尔夫球场太少”和“公营房屋比例过高”归咎为近年海外人才转战新加坡的根本原因。然而，姑勿论他逻辑不通，单是比较星港两地球场数量却不提当地政府如何收地建屋已经不太公道——因为新加坡曾经规划28个高尔夫球场，后来有11个陆续被政府征用，目前只剩下17个，合共占约1500公顷，当中有400公顷已经确定会被收回重新发展。

从28个减少至11个——所为何事？

2018年6月“土地大辩论”公众咨询期间，《香港01》就此到访新加坡，探究当地土地利用和城市规划经验，冀为我们未来的城市面貌带来一些启发和想像。被誉为当地“规划之父”、曾任建屋发展局局长及市区重建局局长的刘太格，便向我们分享了新加坡如何秉持公平正义、让人人共享土地资源，当中特别提到政府对于高尔夫球场的态度。

刘太格透露，新加坡最多曾经规划28个高尔夫球场，但后来政府为了住屋需求、基建发展、经济转型，已经收回不少重新发展。翻查当地新闻，过去至少有11个高球场已经陆续被政府征用，截至目前只剩下17个，包括14个私人球场和3个公共球场，合共占地1500公顷，是新加坡土地总面积的2%；而新加坡政府已经计划，直到2030年之前，将会收回当中400公顷高尔夫球场土地进行重建，用作住宅、商业及其他发展。

“高尔夫球”这项小众运动的确备受精英青睐，也是中产阶级渴望的身份象征。经济高达发达的新加坡当然也不例外，据说连已故“新加坡国父”李光耀也是高球运动爱好者；而在1990至2000年代，据报新加坡人最向往的“5C”追求当中，与高尔夫球息息相关的乡村俱乐部会员（country-club membership），便与现金（cash）、汽车（car）、公寓（condominium）、信用卡（credit card）等事项并列，可见有多重要。

20年释放四成用地——如何成事？

不过，随著城市转型，人们对于公平分享经济成果和提升生活质素的呼声越来越高，新加坡也不得不考虑如何处置占有大量宝贵土地资源的高尔夫球场。尤其是经历2011年大选，长期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得票率减少超过6个百分点，倒逼当局必须著手回应普罗大众生活困局的意志，包括解决人口激增带来的空间拥挤。在2013年，新加坡政府宣布将会重新分配高球场用地——预计到2030年，球场数量将由2010年峰值下降40%；预计到2040年，球场密度将由每25万名居民享有一个减少至每43万名居民才能享有一个。

无可否认，即使是在“一党专政”的新加坡，征收高尔夫球场计划也不是完全没有引发争议。和香港一样，有些高球爱好者非常担心将来无法延续这项运动，也有国会议员关注一旦收回球场难免砍伐树林或会永久失去相关生物多样性，还有学者建议可以改划成为对生态影响较低的自然公园。然而，和香港不一样的是，这些声音并没有动摇当地政府的决定，因为当局始终明白大量球场的存在将会继续牺牲整体利益，政府必须致力确保国民能够公平分享有限空间——正如去年2月更新的《2030年新加坡绿色发展蓝图》（Singapore Green Plan 2030）所强调，如何促进不同利益相关群体能够公平共享经济、社会和实体空间，对于当地政府、企业和国民共同迈向永续发展目标尤为关键。

就在今年4月，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长李智升宣布，正式启动南部濒水区（Greater Southern Waterfront）转型规划，当中包括将一幅位于红山市镇、占地48公顷、名为岌巴俱乐部的高尔夫球场地发展成为住宅区，预计可以兴建6000个组屋和3000个私人单位，并会设有一定比例的办公场所、开放空间、自然公园步道——后者将会连接附近的自然保护区和再生森林，横跨逾200公顷绿地，为居民提供休闲去处，享受绿色景观。

星洲坐言起行VS香港拖拖拉拉

南部濒水区转型计划早于2014年被纳入每五年更新一次、为未来10至15年发展制定每块用地面积大小、使用用途、发展参数等具体安排的《总体规划》；至2019年8月国庆群众大会，现任总理李显龙确认将会发展该区成为集生活、工作、休闲于一体的新场所；及后，原定去年年底租约期满的岌巴俱乐部，在球场和会所这两方面分别获得延长租约至今年6月30日和明年3月31日，以便清空设施、复原场地；直到今年，计划正式上马，首批组屋最快可在三年内推出。从规划到落实，前前后后，大约十年。

反观香港，粉岭高尔夫球场发展方案由2012年开始讨论，至今仍然未有定论。当年早有环保团体建议以粉岭高球场作为新界东北发展计划的替代方案，香港大学民调显示65%受访者表示认同；到2015年，梁振英政府聘请顾问展开《发展新界北部地区初步可行性研究》，当中围绕高球场提出局部发展32公顷和全部发展172公顷两个方案；至2018年，林郑月娥政府发起“土地大辩论”，由她委任的土地供应专责小组将高球场列为优先选项，并倾向支持先行局部发展后再全部发展。正当外界以为终有寸进，但到2019年，特区政府竟然无视土供小组建议，容许原定于2020年8月31日约满的香港哥尔夫球会续租至2023年8月31日，届时才会局部收回32公顷兴建公营房屋，其余140公顷则继续以象征式1,000元地价续租至2027年6月30日，往后不再宽免地价；方案本身已经“缩水”，不料直到今年5月，当局又再“缩沙”，表明只会动用当中约9公顷用地兴建1.2万伙公营房屋及公共设施，其余划作生态公园，预计最快要到2029年才可落成。

及至近月，由政商权贵主导的反对声音更是频频发功，不时搬岀反对民粹主义、保育飞蛾蝙蝠、防止潜在沉降、维护小众权益等等令人摸不著头脑的理由，持续向新任特首李家超施压，企图借此推翻原有收地建屋决定；而有超过三分之一成员申报与高球场存在利益关系的环境咨询委员会，罕有地经两次会议接近20个小时的讨论仍然未能作出决定，需要暂缓至明年4月再续审议，曾任土供小组主席的环咨会主席黄远辉昨日（8月28日）更直言，球场或许需要调整布局、缩减发展规模，才能通过环评报告；本身拥有球会会籍的行政会议非官守成员汤家骅同样夸张，竟然把“高尔夫球场太少”和“公营房屋比例过高”归咎成为近年海外人才转战新加坡的根本原因。

特首智囊说法偏颇不负责任

香港与新加坡无疑是经常被直接比较的两座城市，同样经历英国殖民管治、面对天然资源匮乏、深受地缘政治影响，但也同样创出骄人经济成绩、成为东西文明荟萃之都，如今一个陷入人才外流的移民困境，另一个则是首屈一指的宜居城市，个中差异确实存在很多值得思考的空间。然而，作为特首智囊的行会成员，在借鉴海外经验的时候，倘若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甚或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维护某些既得利益，而选择性套用有利于己方观点但并不全面的理据，那恐怕绝非对全港市民负责的做法。

再者，“多”与“少”或“高”与“低”，本来都是相对概念，理应根据实际情况才可作出客观判断。假如为了突出“香港高尔夫球场太少”，而无视新加坡高球场数量的变化以及当地政府致力收地建屋的工作，这样的比较也就不太公道。事实上，新加坡现存的17个高球场中，至少已有6个不获政府续租，未来还将进一步减少；相比之下，拥有6.5个私人球场、3个公众球场、4个公共练习场的香港，高尔夫球场数量真的太少吗？又或按照汤家骅提出“香港公屋比例过高”无法吸引外才的说法，对比新加坡的情况，其实香港公私房屋比例只有4:6，远远不及新加坡的7:3，难道香港公屋真的太多吗？虽说香港享有言论自由、容许百家争鸣，但行会成员总该带头确保公共讨论的质素。

更重要的是，行会成员对公共政策举足轻重，无论来自哪个阶级背景、拥有什么运动喜好、涉及任何利益集团、信奉哪套发展理念，当他们评论时事、分析问题、解说政策时，始终应该以全港市民利益为依归，而不是利用有关公职身份的知名度或影响力，去放大倾向某个既得利益群体的声音，否则不但无法成为公共利益的捍卫者，甚至可能因而被一叶障目，也就无法实事求是地面对问题、认识问题、解决问题——正如汤家骅一样，未有看清因果关系——其实香港可用土地、私人房屋、贵族球场、国际学校等等方面的供不应求，以及人才外流或外才难求，全部都是“香港不再宜居”的现象，而深层次原因在于特区政府长期放弃土地发展主导权力、任由既得利益集团把持命脉。

主导土地发展缔造宜居城市

参考新加坡打造宜居城市的经验，也许更能理解一个有为政府必须牢牢掌握土地发展主导权力的重要。新加坡国家发展部宜居城市中心把当地过去50年发展经验总结而出的治理原则称为“宜居度框架”（上图）——它以一个半浮半沉的三角形为载体，水面上“看得见”的是宜居城市的关键成果，包括高品质的生活、具有竞争力的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水面下“看不见”是实现成果的体系，包括综合规划、有效执行、动态治理。

所谓“高品质的生活”，相信拥有一个面积合理、环境舒适、负担不大、社区配套齐备、公共服务完整的安身之所，远比高尔夫球场更加重要；而在“具有竞争力的经济”方面，则是新加坡政府能够时刻把握世界变局、提早部署经济布局、主动带领产业转型、拥抱创新驱动产能，相对于工业在香港的式微（只占本地生产总值的6.6%），当地工业的GDP比重仍然接近三成，技术含量也比香港传统制造业重得多，包括电子工业、精密工程、生物医药等等，加上当地金融机构正在积极筹谋更多中概股挂牌，自然比香港更能吸纳各行专才；至于“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作为世界文明的“花园城市”，新加坡本就非常重视公园建设和立体绿化，以丰富空间结构层次和立体景观效果，目前至少已有350个公园和4个自然保护区，亦正兴建一条超过300公里的绿色走廊网络。

如果没有足够土地，上述三大宜居目标都不可能成事。事实上，新加坡土地紧缺的情况，远比香港严峻——例如截至2011年，陆地面积有1,108平方公里的香港，已开发土地为224平方公里，占整体的20%，而面积比香港少近四成的新加坡，则已开发了412平方公里土地，占整体的58%；然而，相对特区政府而言，当地政府对于土地的规划、管理、储备、开发、使用、批租等等，明显更有领导力和执行力，自然能够创岀大格局。例如直到目前为止，新加坡719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中，有约160平方公里由历年填海所得，即有近四分一个新加坡由填海而来；计及填海，加上当局以强制征收土地的做法，政府所拥有的土地面积已由1960年的40%，大幅增加至目前逾80%。

在规划方面，这套享负盛名的体系主要由《概念规划》（Concept Plan）、《发展指导蓝图》（Development Guide Plan）、《总体规划》（Master Plan）等组成。《概念规划》的规划期限为30至50年，根据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智能生活、宜居城市等原则，对国家发展愿景、人口规模、城市功能布局等，作出宏观层面的战略性安排，极具前瞻性，每20年更新一次；《总体规划》则计划未来10至15年的城市发展，把概念规划转化成清晰的整体方案，订明土地需要、使用用途、高度控制等具体标准，每五年修正一次。很多人习惯列举《香港2030规划远景与策略》及《香港2030+：跨越2030年的规划远景与策略》与之比较，然而，无论从细致性、全面性和前瞻性而言，港式规划可否与星式规划相提并论，本身已经是个问号；再看特区政府的执行情况，就更堪忧。

公职人员更应秉承公共利益导向

在征地方面，新加坡设有《土地征用法》、《土地权属法》、《土地改良法》及《土地税征收法》等专门法例，为当局的土地征用、土地改良、土地出让及土地租赁等，提供法律依据。《土地征用法》与《收回土地条例》相类似，即当地政府有权在必要时，为公共用途强制征用私有土地，给予土地所有者补偿；不过，业权拥有人不能反对政府收地，只可申诉赔偿金额，而由于当局每隔半年就会更新土地交易价格，赔偿金额足够与否全都一目了然，所以基本上只有极少数业主就会征地事项控告政府，而且都是败诉。

再者，当地政府收了土地，也不像香港这样收几多、用几多，而是实行““白色地段（White Site）”制度，一般都会平整土地、种上草皮、插上写有“State Land（国有土地）”的告示牌，并开放予公众使用——人们闲时可以散散步、做运动，直到有市场需求时，才会加以开发作其他用途，完全不像香港闲置政府土地般杂草丛生。当地还设有很多防止地产商囤积土地的规定，例如发展商向政府购买土地后，必须在5年内落成、并且在两年内出售，否则将会按照地段地皮价格和未售出单位占比征收罚款，头三年的延长费分别是未出售单位地皮价格的8%、16%和24%，比香港的2%、4%、8%重得多。

“我们是不允许补贴商人的。你要做商人，就要自己会赚钱，你要是不能赚钱，就不应该做商人。”刘太格当年接受《香港01》专访时，如此明晰“政府”与“商家”之间的关系，强调当局绝对不会任由资方喧宾夺主。中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创办的期刊《国土与自然资源研究》，曾于2012年1月刊登〈新加坡城市土地资源高效利用的经验借鉴〉一文，当中明确指出由于新加坡政府非常关注有限的土地资源必须更好地让所有新加坡人共享，因此当局所采取的“公共利益导向”非常明确。曾赴新加坡研究当地如何在土地短缺下规划宜居城市的香港中文大学城市研究课程主任伍美琴也说：“这件事在新加坡非常明显，绝对不容许有人只是为一小撮人的利益服务，整个政府都不允许。”

问题是，这个浅显易明的道理，为什么在香港却像是“不能说的秘密”？更恶劣的是，当国家主席习近平藉今年七一访港讲话宣之于口，表明“中央全力支持香港积极稳妥推进改革，破除利益固化藩篱，充分释放香港社会蕴藏的巨大创造力和发展活力”，但那些有份治港的权贵和精英一方面高呼“学习主席讲话精神”，另一方面却仍然以个人或界别利益凌驾全港市民利益和社会公平正义，公然在不同议题上阳奉阴违阻碍改革。到底应该如何破除私心成全公义——也许，这才是行会成员更加应该关注和思考的命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