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DSE考生．三｜被时代选中的人，谁为他们填补空白？

新冠病毒疫情没完没了，整个社会都在挣扎求存，市民如是，考生亦然。今年DSE考生的三年高中生涯，从2019年9月的校园生活开启，到2022年第五波疫情的网上授课告终——好像经历了什么，又好像什么都没有。特区政府任由师生成为“停课不停学”的“实验品”，但疫情不只影响了学生历程和教育质素，还改变了经济形态和就业结构，而政府似乎不以为然，完全没有想过他们将来到底如何投身社会。

“疫情下的DSE考生”系列三之三

被时代选中的人

重考生卓轩（化名）坦然疫情对他影响不大，并且将疫情带来的改变，视之为能够入读大学的机会。7月20日，DSE放榜当天，他一雪前耻——去年只达到2级成绩的中、英文科，今年全都考获3级，而且最佳5科成绩为21分，顺利的话可以入读大学土木工程系。

他接受访问时咧嘴而笑，“只能说符合如期。”今年重考中、英文科的卓轩，本身正在就读副学士课程。去年地理科成功摘星，惟中英“跛脚”，未能符合大学招生成绩基本要求“33222”，无法入读心仪学位课程，于是决定边读书，边准备重考中、英文科。

被问到去年落榜感受，卓轩颇为淡然地说，“失败就失败，实有方法入大学。”作为2021年的DSE考生，早就体验过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对学业的影响——“停课”成为“新常态”，面授课堂日数不足100天，网课在起步阶段支援非常不足，教育局更将DSE开考日期推迟至4月23日，取消中、英文口试，而中文科阅读卷文言阅读篇章部分则不会考核《岳阳楼记》及《六国论》两篇范文......种种变化都为考试增添不确定性。

今年再战DSE，卓轩显得很淡定。对于应届DSE考生而言，三年高中生涯的课程变动情况最多、面授日数最少、公开试前夕的疫情也最为严峻，再加上家庭环境和经济条件所限，很多人在家根本难以专心备考；但对卓轩来说，这些外在因素似乎并没有对他造成太大影响，“反而疫情后（2022年）的成绩比疫情前（2021年）更好。”他解释，在疫情前，生活被不同的活动挤得密密麻麻，时间安排混乱，没多少时间留给学习；而疫情带来的各种社交距离限制，迫使他静下心专心复习。

卓轩拿出副学士课程表：一周24课时，周一至周六排成一整列，但因为是网上授课，他有更多时间兼顾读书和备考dse。不过，他在疫情稍为放缓的副学士一年级上学期，还是心散了，不时逃课，与朋友漫无目的地逛街。他当时的想法是，只要把文凭试考好，副学生的成绩如何都无所谓。这种心态延续至下学期之初，直到一次聚餐被亲戚善意提醒，他才愕然发现可能“两头唔头岸”，“若学科的收生分数比往年高，而你副学士成绩又不尽人意，那就‘彻底玩完’。”从此之后，他便回过神来，好好面对学业。

最后，卓轩的副学士和DSE成绩均有改善。除了归功于在疫情期间的成长，他还强调与时势有关，形容自己是“被时代选中的人”——在出生率低落和移民潮持续的背景下，这两年的考生人数大幅下降，学位竞争不如往昔激烈，他就更有机会入读大学。

竞争不如往昔激烈

应届考生家朗（化名）有相同看法。他五科考获18分，与今年大学入学预测分数相若。他自认是“移民潮”的受惠者，对疫情的态度亦跟试前的稍有不同，“如果成绩优异的学生仍在香港，我未必拿到这个分数。如果没有疫情，我应该会周围玩，好大诱惑。”

事实上，他们的说法不无道理。纵观DSE自2012年开考十年以来的竞争力变化（见下表），考生人数由7.3万人减少至今年的4.8万人，但八大公立院校的资助学额维持在1.5万个，所以联招竞争程度亦由2人争一个学位减少至1.3人争一个学位，学友社预测录取分数线也下调至17分。对应届考生而言这必然是优势，也不免被掫揄“生对了时代”。

竞争不如以往，倘若仍然未能跻身1.5万个资助学位，就是一种压力。说到这里，卓轩略显紧张：“这是一张入场券。现在大学入学比例很高，未来只会愈来愈高，如果我未能考入大学，竞争力只会更低。无论如何至少要有大学学位，读什么都无所谓。”

另一应届考生希希（化名）考完DSE的心情，更多是一种解脱。他相信DSE和大学都很重要，是面向人生下个阶段的分岔口，“考好了，可以有更多选择，未来也会轻松些。”但同时，他又不断自责，觉得自己懒惰，无法适应网课，应试状态欠佳。

曾经向往入读中文系的希希，收到成绩表的一刻可谓悲喜交集，喜于成绩胜于预期，悲于分数未达入学水平。他忍不住地思考很多“为什么”和“如果”：“为什么有人可以适应疫情，又能考好DSE？为什么自己做不到？只可以说自己懒。如果没有疫情，如果校园生活回到正轨，在更有学习氛围的环境之下，或许能考获更好的成绩。”

谁为他们填补空白

可是，人生没有如果，应届考生的三年高中生涯，从2019年9月的校园生活开启，到2022年第五波疫情的网上授课告终——好像经历了什么，又好像什么都没有。

对于校园生活的缺失，两名应届考生不免有些遗憾。希希表示，由于疫情无法参与喜欢的戏剧社，与同学排练话剧的时光不再复见，更没有机会在校内表演。他知道公开试意味要离开校园，但对毕业没有太大感觉。家朗同样因为疫情失去了太多校园回忆：中四时的营会，中五的秋季旅行，中五、中六的陆运会，和最后的毕业营，全都被迫取消。

家朗所想像的中学生涯，少不了课间打闹和无所小事，“同学偷偷拿出平板电脑，三五成群地看视频。”但疫情下，这些校园生活被半日面授和一部电脑所置换，“高中时的学校突然间由一间好整全，有六七层楼梯、有图书馆、有礼堂的校园，变成一部电脑。”他形容，自己唯有到了中六上学期逐步恢复面授课堂的日子，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高中生；此前的更多时候，他对高中生涯和DSE都是一片空白。

疫情来势汹汹，整个社会都在挣扎求存，市民如是，考生亦然。但与在职市民不同的是，学生校历表的决定权由始至终都在政府和校方手中。政府有权要求学生停课、停课，亦有权为疫情下的三届DSE考生，搬出一套整全的教育方案，稳定这批疫情下成长的高中生。但现在看来，政府并没有担起主要责任，任由师生成为网课的“实验品”。

更令人担心的是，疫情不只影响了学生历程和教育质素，还改变了经济形态和就业结构，但政府似乎不以为然，完全没有想过这10多万名学生将来到底如何投身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