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DSE考生.一|三年高中,三年“迷宫”

撰文: 黄舜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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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2016年高考纪录片《学习的背叛》中,初三考生允叶媛说:“大人的一年和小孩子的一年是不一样的,大人反复做一样的事情度过一年,但小孩子在这一年内做的事情会直接改变他们的人生。”对于经历两年半新冠病毒疫情的应届中学文凭试(DSE)考生来说,影响更是无可限量——他们站在人生的分岔路口,被改来改去的考核内容、时严时宽的防疫措施、前所未有的网课安排、飘忽不定的考试日期,搞得紧张兮兮、乱七八糟,但谁会为他们从此被改变的未来埋单?有人考前确诊,几经焦虑和不安,最终仍获大学取录;有人侥幸生于这时代,少了些竞争者,多了些时间,考了好成绩;有人家庭环境欠佳无法专心学习,名落孙山后只能责怪自己......

“疫情下的DSE考生”系列三之一

今年是香港中学文凭考试推行的第十年,期间高中教学内容不断变化,但这些事都没有比疫情这三年更令人无所适从。(资料图片)

课程变动,无所适从

对考生而言,一些日子意义非凡。首次采访当天是4月20日,新增25宗确诊、64宗无症状感染、338宗快速抗原测试阳性个案,两日后是应届DSE开考日。

家朗(化名)谈及两天后(4月22日)的英文科考试,语气稍有紧张,而他最担心的是紧接著在4月26日举行的中文科考试,“卷三(综合)还好,但阅读和写作就很一般。”他一连提到几个大日子:5月4日考最后一门,7月20日公布考试成绩(俗称放榜),8月10日大学联合招生办法(JUPAS)放榜——届时,整个中学生涯将就此作结。

这一届考生特别不容易。今年正好是“三三四新高中学制”之下DSE推行的第十年,在这期间,高中课程不断变化,考试科目亦有缩减,评核内容也屡屡引发争议——

例如,2020年DSE历史科有试题提供两篇阅读材料指明近代日本曾对中国施以援手,问及考生是否同意“1900-45年间,日本为中国带来的利多于弊”的说法,引发时任教育局局长杨润雄批评伤害国民感情,及后考试及评核局宣布取消试题;又如,作为四大必修科目之一的通识教育科,考核形式、评分标准、课程成效都备受质疑,而且屡屡被批评是年轻人变得激进的“元凶”,直到2020年更开始进行学科改革,包括易名为“公民与社会发展科”、不再设有校本评核的独立专题研习、公开考试评核只分“合格”及“不合格”等等,凡此种种的变动,都让考生们惴惴不安。

但这些事,都没有比断断续续的疫情更令人无所适从。另一名应届考生希希(化名),同样熟悉那几个开考、放榜的大日子,但对于三年高中的上课日程已经没有什么深刻印象了,毕竟他们一直处于变幻当中。

“我想像中的高中生涯,是有明确的轨迹,知道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朝早起身上学,下午回家;知道什么时候放假,什么时候考试。”希希谈及的这些轨迹,对中学生来说似乎是理所当然——每年新学期来临,校历表都会清晰列明未来一年大小日子,涵盖开学礼、陆运会、秋季旅行、期中试、期末考、家长会、结业礼等重要活动,更具体到每周每天的课程表;然而,疫情之下,这条径直走向公开试终点的固定道路,顿时成了“迷宫”——远远看到终点,路标却不断变换位置,连教育局长也说不准该怎么走。

教育局在教学和技术方面的支援有限,导致网课窘态尽现、质素成疑。(资料图片)

三年高中,三年“迷宫”

但追溯起来,早在2019年9月1日展开的中四上学期,已是应届考生三年高中生涯变幻无常的开端。当年6月,即将完成中三课程的他们,或在埋头准备期末考试,或在积极考虑高中选科,或在引颈期盼暑假生活;不过,随著反修例风波的一触即发,延绵不绝的街头示威、持续升级的警民冲突、剑拔弩张的黄蓝撕裂...填满了他们升读中四前的记忆。

同年11月,也即他们从“初中生”变成“高中生”的两个多月后,正式拉开“不正常”高中生涯的序幕,与“停课”结下难解之缘。11月11日起,反修例示威者发起罢工、罢课、罢市等“三罢行动”,阻塞多条主要道路,影响公共运输服务;三天后(11月13日)教育局宣布全港幼稚园、小学、中学及特殊学校停课,直到11月20日才恢复。停课期间,教育局一再提醒学生,应留在家中,不要在街上流连,切勿参加违法活动;而校舍则须保持开放,家长有需要时可将子女送返学校,交由教职人员照顾。不过,希希对此没有印象,“我记得,当时第一次停课,应该是因疫情而起。”

惟事实上,扣掉周末,学生们整整停了四天的课,但那时当然不懂得事态严重,甚至难免有点“难得放假”的侥幸心理;不料,接下来的三年内,“停课”竟然变成“新常态”。

2020年1月中,全国不同省市出现大规模感染新冠病毒肺炎的迹象,到1月23日的农历新年前夕,开始有零星确诊个案输入香港,此后陆续引起社区爆发。当时中四考生刚刚完成上学期期末考试,正在享受为期两周的农历新年假期,但两天后的大年初一,时任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就以防疫为由,宣布把原定2月3日的复课日期延长至2月16日。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一推迟就是四个月,中四学生要到5月27日才以半日制形式复课。

面对突如期来的“悠长假期”,希希既开心又失落,“可以提前放假,当然开心,不过很多课外活动都取消了,有些遗憾。”但停课对学业成绩到底有何影响,他当时并没有多想。

停课期间,教育局提倡学生应该善用时间,持续学习,做到“停课不停学”。然而,由于本港资讯科技教育发展不足,每间学校的电子教学步伐本就相差甚远,而停课决定来得太急,教育局在教学和技术方面的支援更加有限,导致网课窘态尽现、质素成疑。复课后两个月,教师为了追回教学进度,不断加插补课,但似乎怎样追也无补于事。

中学采取分流措施,分流考生及学生。(资料图片 / 梁鹏威摄)

网课生涯,糊里糊涂

直到7月初,第三波疫情大爆发,教育局便宣布提早一周于7月13日放暑假。

整个过程对希希和家朗来说都很魔幻,他们仿佛瞬间就结束中四学生生涯,“跳级”成为中五学生。但在暑假期间,疫情并不像中四课程那般“稍纵即逝”,反而愈发升温,防疫措施和社交限制也不断升级,娱乐及康乐场所要关闭,食肆一度禁止堂食。

一转眼,中四升中五的暑假就结束了,像没放一样。

到了距离DSE更近一步的中五生涯,一起步就受挫,因为“面授上课”的路标一再变化,9月1日的开学日要移师网上,师生只能继续透过Zoom等视讯工具进行网上授课,直到9月23日才正式恢复校园生活。然而,仅仅上了两个月学,再度爆发更大规模的第四波疫情,特区政府不得不在11月29日宣布暂停面授,直至12月底的圣诞节。疫情反反复复所带来的混乱,令希希更无心上课,“有时会‘挂机’上课--一边上课,一边做其他事。”

转眼间,踏入2021年1月,希希和家朗也迎来中五下学期,并对网上授课习以为常了。

随著疫情降温,教育局陆续容许中小学安排不多于六分一学生回校,而中学亦可举行最多两节的半日课堂或考试。但直到同年3月26日,教育局才宣布将在复活节假期后的4月中陆续恢复面授课堂,而拖拖拉拉之后要到5月底才能全面恢复;可是上了不足两个月,中五下学期就此告终。高中生涯转眼就要进入最后一个学年,这个暑假变得不再轻松,因为疫情压缩教学时数,很多课程都赶不上原有进度,假期都被一大堆补课填满。

希希和家朗就这样,糊里糊涂地升上了中六。大半年后,就是决定人生命运的公开试。家朗说,“中五时没有高中生的自觉,唯有到了中六的上学期,实体课堂逐渐增加,才意识到自己已经是高中生了,准备面对公开试。”

其时,学校继续维持半天上学,政府同时不断鼓励师生接种疫苗,承诺只要学校接种比率达到7成,可以恢复面授上课。不过,香港社会当时普遍存在“疫苗犹豫”,全港接种率只维持在6成左右,当中未成年和长者接种率持续偏低。然而,由于疫情逐渐放缓,特区政府要求全民接种的态度也不强硬,中六学生总算“平安无事”地过了大半年。

4月22日,DSE终于开考,但整个考试月,考生都被可能确诊的焦虑笼罩。(资料图片 / 罗君豪摄)

提心吊胆,无心应试

惟好景不长,2021年最后几天,由于特区政府未有堵塞机组人员的检疫漏洞,最为严峻的第五波疫情汹涌而至。那时希希和家朗都在如火如荼地准备2022年1月中旬进行的DSE模拟试,但Omicron变种病毒迅速在社区扩散,政府在2022年1月20日宣布全港中学最迟在1月24日暂停面授。尽管当局容许学校安排中六学生上午回校面授,下午回家网上补课,但由于社区隐形传播链不断,不少学校纷纷自行停止面授。以家朗的学校为例,尽管模拟试仍然可以在校内进行,惟老师改卷时经已停课,只能在网上解题。

2022年2月28日,第五波疫情全面失控,每天新增过万宗确诊病例,教育局史无前例地提早“放暑假”,将原定七、八月的假期“搬到”接下来的三、四月,但当局对于DSE的考试日期仍然未有定案,只说会争取以4月22日作为开考目标。

3月,香港迎来第五波疫情高峰,公立医疗系统频临崩溃,围封强检屡见不鲜。

家朗眼见周遭亲友陆续确诊,既担心学业,更担心一旦确诊,或会传染家人,或会送到隔离中心,根本无法安心应考,他只好减少外出,把自己关在书本堆中,专心温习。不过,他还是不幸染疫了,备考节奏顿时被打断,压力和焦虑一涌而上,“当时无办法离开这‘四面墙’,又怕传染家人,而家人又有些徬徨,经常有‘拗撬’,完全是‘困兽斗’。试著做几题数,又停不住咳嗽,喉咙很痛无法说话,根本无办法集中温书。”

幸运的是,家朗康复之后,有相熟的补习社提供场地,供他静心学习。不过,由于当局举棋不定、安排混乱,加上家庭条件有限,更多考生根本无法进入“备考”状态。

疫情在4月中旬开始回落,DSE则如期在4月22日开考。希希和家朗带著快测结果和准考证提前到考场。在考试期间,旁坐的几声咳嗽,就足以令考场气氛紧张得喘不过气来。就算一场考试过去,又要害怕会在下一场考试之前被感染,届时恐怕要到竹篙湾隔离中心应试。这种提心吊胆的心情,笼罩著整个考试月,直到考完最后一科。